继甲戌本发现之后，1933年，胡适在北京又见到了另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红楼梦》旧抄本，即庚辰本。该抄本为徐星署所藏，胡适是通过王克敏转借的。
这个抄本“有许多地方胜于戚本”，“尚保存原书残缺状态”，有了这个珍贵抄本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异文、批语，在与甲戌本仔细对读之后，胡适对《红楼梦》的原貌、版本、批点、探佚等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深入的认识。
他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指出：
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所谓“脂砚斋评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评注的底本。……
脂砚斋即是《红楼梦》的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
尽管这些结论还有不少可商榷处，但它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平台。由此也可看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的十数年间，胡适仍然活跃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保持着开创风气，引领潮流的领先地位。
红学文献的发掘与学术研究正是这样，一直呈现出十分良好的互动关系。短短几十年间，在红学研究的推动下，文献资料的发现已相当可观，基本具备了一门专学所需要的文献基础。自甲戌本、庚辰本后，《红楼梦》的旧抄本历年屡有发现，到20世纪80年代已发现有十多种，极大地促进了红学的研究。
甲戌本、庚辰本等新材料的发现如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所说的：
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
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
但不可否认，这些发现同时也给红学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繁难问题，比如脂砚斋究竟何人，他与曹雪芹的具体关系如何，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的创作、修改过程，各版本间的承续关系等，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材料发现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远比已解决的问题要多。
同时，甲戌本、庚辰本等旧抄本的发现还使新红学原有的一些缺陷有无限被放大的危险，特别是胡适所创的自传说，这些材料的发现使他受到鼓舞，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终生都没有作大的修正。而其他研究者也大多沉浸在新材料发现后的喜悦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问题。这些以旧抄本为代表的新材料所带来的诸多繁难问题极大地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促使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考证，无暇顾及小说文学、文化特性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考证派红学一枝独秀的奇特研究格局，其他文学、文化类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红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这一奇特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由其诸多外在、内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在对20世纪红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揭示这一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