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国维十几年前的孤军奋战不同，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得到了其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在资料、观点方面的大力支持。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专门提及这一点：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
三人以胡适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红楼梦》研究小组，相互间推敲辩难，书信频繁往来，大家合作得十分融洽，可惜这一良好的研究风气和传统未能为后来的红学研究者所继承，大量缺乏公平、宽容精神的争吵使红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一个学界的演兵场和弹药库，融洽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少见。
三人的探讨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基础上展开。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初稿，但他并不满意，因为有关作者的材料太少，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于是，他写信给仅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顾颉刚，请他帮忙查找材料。顾颉刚接到来信，立即到图书馆查书。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开始长达数月的红学探讨。其间，俞平伯受两人的感染和影响，也加入进来，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三人小组。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打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量资料被挖掘出来，有关作者、版本、续书方面的观点经过三人的推敲和驳难，更具说服力。
1921年11月12日，胡适写定《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与原稿相比，改定稿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立论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虽然文章最后署名为胡适，但它可以说是三人合作的结果，顾颉刚、俞平伯对该文作出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这场红学讨论在帮助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同时，还催生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三人在这场讨论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学生的顾、俞二人，更是从此得到了学术上的训练，体会到治学的乐趣，后来成为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这段经历对三人来说都是一份十分美好的人生记忆，中国现代学术史也因此增加了一段佳话。
1921年4月2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了如下一封信：
颉刚兄：
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为我笺出。
你若到馆中去，请为我借出：
昆一，《南巡盛典》中的关于康熙帝四次南巡的一部分。
潜三，《船山诗草》八本。
你若此时不能到馆，且不必亟亟。附上我的借书证。
这是胡适与顾颉刚谈论红学的第一封信。胡适何以要找顾颉刚来帮他校读文章、借阅书籍而不找其他人，两人此前是什么关系？研究新红学的开创，对此不能不有所了解。这里稍作介绍。
胡适虽然和顾颉刚只差两岁，属于同龄人，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胡适自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开始的。当时顾颉刚是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生，此前的哲学课由陈汉章讲授。年轻的胡适是在同学们满是怀疑的目光中接替陈汉章的。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顾颉刚很快就听出了门道，认为胡适“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并向同学傅斯年推荐，两人对胡适“非常信服”。
这种师生关系对顾颉刚来说十分重要，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据刘俐娜在《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的归纳，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法层面，即“不迷信任何人的怀疑精神”、“追根寻源的历史方法”。
师生关系之外，胡适和顾颉刚之间还有着相当不错的个人交情。1920年，顾颉刚大学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但这一职位的薪水不够养家之用，于是胡适又伸出了援助之手。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介绍：
这个难题让胡适为之化解了，他愿意每月贴父亲30元，请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助其编书。……
如果父亲没有得到胡适的津贴，确是很难在北京立足的。
对此，顾颉刚很是感激。此后，两人交往甚密，谈学论文，书信不断，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胡适离开大陆才中断。对胡适来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顾颉刚，一方面是出于师生之情，另一方面则出于对顾颉刚的赏识。他曾在1922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顾颉刚：
颉刚近年的成绩最大。他每做一件事，总尽心力做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把那件事做的满意，往往还能在那件事之外，得着很多的成绩。同辈之中，没有一人能比他。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对顾颉刚的评价应用到顾颉刚帮他查找《红楼梦》资料这件事上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有了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才会在1921年4月初找顾颉刚帮忙校读文章、借阅书籍和查找资料，因为顾颉刚有这个便利，也有这个能力。虽然无意于研究红学，也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但顾颉刚仍然是红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这固然与他本人的严谨、认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胡适的提携。
接到胡适的书信后，顾颉刚十分重视，当天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由于没有找到胡适所需要的资料，顾颉刚决定第二天到京师图书馆去找。从此两人开始了三个多月的红学交流，这种交流虽然也有面谈，但主要是通过书信方式进行的。其间，顾颉刚还和好友俞平伯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以书信形式探讨《红楼梦》的有关问题。在新红学的开创过程中，顾颉刚不仅是一位重要成员，同时还起着联络的作用，胡适、俞平伯之间的红学意见主要是通过他相互传达的。
据笔者对《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红楼梦》、宋广波所编《胡适红学年谱》、《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所收三人往来书信的统计，1921年4月至10月间，三人共写论红书信56封，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3封，俞平伯致顾颉刚18封，顾颉刚致胡适16封，顾颉刚致俞平伯9封。相比之下，顾颉刚写得最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