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学术道路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此时，蔡元培主政北大，与陈独秀等人锐意改革，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提出：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种全新的现代学术制度在逐渐建立和完善中，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昌明新知，切磋学术，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所有这些为胡适在学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用武之地。其后，以提倡白话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为他研究白话小说提供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否则，个人超前的观念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和社会的认可，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从红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造英雄的时世已经具备，胡适已经到完成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从索隐到考证的学术转变的时候了。
这里以蔡元培为参照，分析比较其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差异，以见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价值与意义之一斑。长期以来，蔡元培在红学史中一直被视作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以近乎“反派”的角色出现，但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它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毕竟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中有很多复杂的时代和个人因素。因此，在那个动荡、多元、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都是有着种种充分理由的文化选择。在研究《红楼梦》这一问题上，蔡、胡二人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几年过后，他们却成为论辩对手，何以如此，这才是笔者所特别关注的。
可以说，蔡元培进行红学研究的态度十分认真，尽管《石头记索隐》一书只有四万来字，但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最早酝酿到1916年在《小说月报》连载、1917年出版单行本，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该书正如蔡氏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言：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
当胡适写作《小说丛话》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将两者比较可知，虽然它们内容详略不同，关注点有异，但见解、水准大体相似。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石头记索隐》中的这一说法与“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何其相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此后，两人随着生活阅历的改变，在红学研究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据蔡元培本人在其1898年9月12日日记中的介绍，他写作《石头记索隐》的缘起和动机是：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
他也曾在1935年8月3日《追悼曾孟朴先生》中说过：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
从研究思路看，蔡元培这种“读诗逆志，寻味无穷”的索隐式研究法也并非纯粹捕风捉影之谈，而是有其深厚文化渊源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别是在诗文的研究中。这类作品的创作讲究“意内言外，寄托遥深”，因此以逆志之法探究自有其依据。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用在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学作品中，除少数一些作品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其抵牾之处便显露无疑，蔡元培未能加以灵活变通，直接应用于《红楼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牵强附会。
更为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和思路的问题。蔡元培虽然受旧学影响很深，但他与那些没有出过国门、抱残守缺的守旧派人士不同，属于得风气之先者。他曾多次到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访学，通晓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曾在莱比锡大学旁听哲学、心理学、文学、美术等课程。这种经历对其思想自会产生影响，其提倡美育代替宗教等观点皆可由此找到渊源。但是，蔡元培兴趣更多的在哲学、美学方面，在文史领域没有下更多的功夫。
再者，日常事务繁忙，即使是他十分看重的《石头记索隐》，也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因此，他未能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虽然他思想开明，支持新学，但在治学上基本上还是延续旧学的路子，重点挖掘作品中的微言大义。其思路属于“主题先行”，先是受《郎潜二笔》徐柳泉之说启发，觉得有道理，然后就像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其结论在自己看来有理有据，在别人眼里，则十分牵强。这与胡适的研究思路正好相反。胡适的思路则是《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样虽然从表面看来，都是探讨作品的意旨，都是“猜谜”，一个是猜曹家的谜，一个是猜别人的谜，但由于研究思路和采用方法的不同，可信度自然各异。
胡适对此很是自信，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明确说道：
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在经过一番论辩之后，胡适明显占据上风，这种胜利是通过读者抉择的方式取得的，尽管蔡元培并没有认输。但是大家经过比较甄别，大多站在了胡适这边。胡适创建新红学的意义因研究者论述较多，谈得比较深入，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也并非毫无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红学成为一门专学的初始阶段，他将读经解诗的传统治学方式应用于小说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可贵而且值得尊敬的尝试，毕竟各种方法尝试之后才知道哪种更为适用、有效。在证明索隐式研究已经行不通的今天，还有人利用胡适考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延续这种思路，这倒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通过与蔡元培的论战，胡适一派获得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胡适也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也正契合了红学研究这一专学的内在发展需要。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专学，其形成需要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胡适的考证之学虽然在他本人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演练和示范，但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奠定文献基础、创建专学的开创作用，后人所看重的也正是此点。
正是胡适的提倡和示范，培育形成了一种重视红学文献的学术风气，其后大量红学文献被挖掘出来，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搜得了甲戌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等重要红学文献。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红学的开创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如果没有胡适，这一过程将会延缓很多。
从索隐到考证，胡适完成了从一般文学爱好者到专业研究者的根本转变。他的这段学术历程，可以看作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更为清晰地了解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渐变过程。而胡适能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第一人，绝非偶然和运气，这是他个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个人的自觉努力与历史的内在需要、演进达到契合，相互作用，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