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授的决定性影响
留美期间，在丰富的文学艺术实践之外，胡适还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两所著名的学府里受到了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哲学、英国文学、经济、政治理论，这些主修、副修课程也许与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关系并不密切，但这种文化素养和学术训练对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和影响。
在两所大学的诸多教授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用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的话说，杜威“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对自己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能向杜威请益，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其终身治学都有着深远影响，胡适本人日后也曾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对杜威的哲学并非照单接受，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体会有所选择。具体到学术研究层面来讲，实用主义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胡适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是其怀疑精神。没有经过材料和事实检验的结论和成说都是值得质疑的，其治学八字口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十分形象的说明。
一是实证思路。对文学研究来说，艺术层面的分析有很多主观性和不确定因素，最能检验真伪是非的莫过于作品的传记式研究。可见胡适后来研究古代小说，着力关注作者家世生平、版本等，并非无因。这不过是一种适合个人价值判断和治学兴趣的学术选择，倘若以此断言胡适没有审美鉴赏力、缺少学识之类，只能是不明知人论世道理的误解和歪曲，事实上一直有人在这么评价胡适，以此否定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可以说，从杜威身上，胡适得到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具有普遍适应性，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层面的东西，属于纸上谈兵，要将其应用到具体研究对象上，为国内学人所接受，还需要一个转化、变通的过程。为此，胡适从本土找到了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那就是乾嘉考据之学。他发现了两者的契合之处，并将其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针对中国文史的研究方法，他本人也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不无自得的说：
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
可以说，胡适借助实用主义哲学做了一种将乾嘉考据之学升华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工作，这套方法既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原样翻版，也不是乾嘉考据学的简单复制，它是属于胡适的。以往研究者在谈到胡适的学术研究时，往往过分强调杜威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受本土学术文化影响的一面。正如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所言：
无论胡适在小说考证中，用了多少“实验主义”，反映了多少“科学精神”，他的考据依旧只是一门“国学”，而非“西学”；是乾嘉之学在20世纪的变相复兴。
对这一方法的价值、意义及其日后被国内学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杨国荣在《胡适与实用主义》一文中有较为贴切深入的分析：
首先，通过融入朴学严于求是、注重明理等治学原则，实用主义的偏向受到了某种限制，它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有别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特征。其次，……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态度”（胡适语）一旦与朴学方法相沟通，便开始获得了某种传统的根据，从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异己之物。……最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会通，同时也使后者受到近代的洗礼，从而推进了方法论的近代化。
在学习、掌握了这套研究方法后，胡适首先将其应用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这一研究对象可以说是精心挑选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者，它给予通俗文学以主流的学术地位，可以体现一种全新的学术文化观；二者，它可以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形象具体的范例。
就红学史而言，对在国民中流传极为广泛的《红楼梦》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不仅是胡适这一研究方法、观念的最佳体现，而且也可以借助《红楼梦》的群众基础来扩大影响。可以说，胡适得出什么结论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来对待以及这种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和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