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隐到考证对胡适一段学术历程的考察（3）
幼时酷嗜小说
从胡适有关著作、日记、书信等材料来看，阅读小说是其平生一大爱好，而且这种阅读经历和体验对其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1916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
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一文中回忆，他从9岁时起即开始读古代小说，在其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之前，包括弹词、传奇及笔记小说在内，已经读过三十多部小说，从“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第一流作品”统统都看，不过此时由于年龄、阅历、见识之故，他“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
在1916年3月6日的日记里，他则说：
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
前后所说阅读的小说数量虽不一致，但胡适在离开家乡前读了不少小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上海求学期间，胡适深受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除古代小说之外，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小说，如《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耐儿传》、《冰雪因缘》、《贼史》等。在编辑《竞业旬报》时，他还进行小说创作，写有章回小说《真如岛》，原准备写四十回，结果因《竞业旬报》的停刊，只写到第十一回。在《无鬼丛话》等札记中，他还对《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进行评述，不过多为社会批判角度的即兴之言，缺少学术意味，其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此时，胡适对中国小说虽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基本还是出于个人兴趣。《小说丛话》可以说是代表了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最高水准。尽管此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已经公开刊布，不少人开始对小说进行比较有系统的论述，但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风气还没有形成，这要等到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之后，等到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之后。
脱胎换骨的留学生涯
留学美国是胡适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几年的异域生活使他的思想观念、个人兴趣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可以用脱胎换骨一词来描述他的这一改变。西方思想的影响、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在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能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的成功并非偶然。
留美学习期间，胡适于英文之外，又学习了德文和法文，并选修了相关的文学课程，这使他得以系统、深入的阅读西方小说，其间他阅读了《双城记》、《侠隐记》、《续侠隐记》、《小人》、《辟邪符》、《十字军英雄记》等作品。阅读之外，他还进行小说的翻译，曾翻译《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作品。
显然，胡适此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已经与一般爱好者不同，达到了研究的层次。这一文学素养对他日后的文学研究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正如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所说：
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也就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之复振。
在此知识背景下再来观照中国小说，自然会有新的解读视角。
由于身处异域，胡适此时阅读的中国小说作品倒是不多，也正是为此，阅读时生出一种亲切感，如他在1911年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看《水浒》。久不看此书，偶一翻阅，如对故人。此书真是佳文。余意《石头记》虽与此异曲同工，然无《水浒》则必不有《红楼》，此可断言者也。
这种从小说传承角度着眼的解读显然比先前要深入一步。
同时，在研读西方文学作品时，胡适还不时地以中国本土小说为参照，据其1911年4月20日的日记记载，他在读到《警察总监》剧本时，将其与《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写俄国官吏现状”，较之后者“尤为穷形尽相”。
据1911年8月17日的日记，他在读到《五尺丛书》的“Tales”时，觉得“如吾国之《搜神述异》，古代小说之遗也”。
在1912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他认为《天路历程》“如《西游记》，为寓言之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5年7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还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与《红楼梦》进行对比：
连日读托尔斯泰（Lyof N.Tolstoi）所著小说《安娜传》（Anna Karenina）。此书为托氏名著。其书结构颇似《石头记》，布局命意都有相似处，惟《石头记》稍不如此书之逼真耳。
阅读、翻译、评述、创作……丰富的艺术实践使胡适对中西小说的特点有着十分真切的了解，这种了解比起当初梁启超等人那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似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同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地域间文化地位的显著差别不能不对他的小说观念产生影响，他的日后选择古代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将古代小说纳入学术殿堂，并非大胆、勇气之类所能概括。因为他明白文化潮流、趋势之所在，他的大胆、出格之举在西方不过是常态。
由于对异域文学景观的真正了解，他也不再不切实际地把小说作为救国利器、改造国民的工具，而是从语言这一最为根本的地方着手。胡适在翻译小说的过程中，也必定对中西小说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别有着深切感受，这对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活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了异域文学的参照，语言使用这一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
显然，几年留学生活对胡适的学术生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使其小说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等种种做法皆是萌芽于此。这段留学生涯所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和丰富见闻使他能够超越维新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学人，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他回国后与其他学人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注定要揭开中国学术文化史的新一页。毕竟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中国也不能例外。
由此可见，胡适开风气之先、成为新红学的开山宗师并非偶然和运气所致，自有其内在因素。否则，就难以理解，胡适在留美学习的数年间，国内比胡适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时世造英雄，此话固然不错，但在时世俱备的情况下，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文化英雄的，这正如胡适本人在《庐山游记》一文中所说的：
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
这话不是谁都可以说得出来的。明乎此，才能更确切地体认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贡献和意义。
文学观念的转变仅仅是一个前提，其作用在确认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是要使这种研究纳入现代学术谱系中，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则必须有足够的研究实绩。对胡适来说，这些条件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他都具备了。尽管这一说法有事后诸葛之嫌，但这种追述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我们在近一个世纪后更为真切的把握学术文化演进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现象解释为必然或偶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