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忘情于红楼
至于和胡适争论的过程，后文将专门考察，这里不再赘述。笔者着重强调的是，发生争论之后，胡适得到学界较多的支持，蔡元培则明显居于下风。不过，蔡元培后来虽然不再撰文直接反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认同了胡适的观点。相反，他还颇为坚定地保留着自己的意见。
1926年，蔡元培在为同乡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一书写序时表明了这一点：“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
1937年在阅读《雪桥诗话》一书时，他联想到《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基本上仍是延续《石头记索隐》的思路（1937年3月20日日记）。
在止笔于1940年2月的《自写年谱》中，他再次声明：“我自信这本索隐，决不是牵强附会的。”
对此，胡适感慨颇多，1961年2月18日，他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这样评说蔡元培：
他对《红楼梦》的成见很深，像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说是影射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的故事，我早已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到了十五年，蔡先生还怂恿他出这本书，还给他作序。可见一个人的成见之不易打破。
在1961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还写道：
半夜看会稽寿鹏飞（字榘林）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民国十六年六月初版，十七年六月再版，——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销的多多了！）寿君大不满于我的“自述生平”说，而主张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事。其说甚糊涂，甚至于引胡蕴玉《雍正外传》一类的书！但书首有蔡孑民先生的短《序》，题“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说：“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此序作于我《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十一.五.十）之后四年。
胡适显然对蔡元培的执着感到有些不解，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说服蔡元培。人都是这样，在说着别人固执的时候，自己也许更固执。
蔡元培虽然并不认输，但他对新红学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这可以从他与胡适日后的密切交往中看出来。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发生在此间的一个小插曲。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写道：“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在1923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
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情况。两人的这种雅量和胸怀是后世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堪称典范之举。蔡元培日后回忆这件事时，颇有些今昔之叹，如他在1937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忆在北平时，曾向胡适之君借阅初、二集，然仅检读有关曹雪芹各条，未及全读也。”
坚持个人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蔡元培的治学态度还是颇为开明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见及其全人。老实说，这种胸怀不是谁都有的，能遇到这样的对手，对胡适来说，也是一种荣幸和福份。反观后来的红学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不动就吵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难免让人生出今不如昔之叹。
尽管蔡元培的许多具体红学观点在今天看来是站不脚的，但他决不该受到嘲笑，以他在当时的身份和声望，能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红楼梦》写一部专著，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可谓开风气之先，它客观地扩大了《红楼梦》在社会上的影响，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具有可贵的倡导和启发意义。何况他的研究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方法上的错误也是有其根源的，并非个人的资质和学识存在问题，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胡适的许多红学观点也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在红学史上的开创地位。可见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能以此评价胡适，也就应该以此眼光来看待蔡元培。
这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为前人翻案是种将事情简单化的做法，还往往容易被人理解成哗众取宠，并不足取。在笔者看来，能够全面掌握相关材料，见及全人，给其一个客观、公正的说法，也就够了。
老实说，后人不仅不该嘲笑蔡元培，相反，还应向其表示敬意。《石头记索隐》之外，蔡元培对《红楼梦》还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也颇为精彩的评述。放在红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说蔡元培是现代红学的先驱者，这个评价应该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