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出了什么隐情
索隐派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初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一条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迥异的道路，它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所结出的一枚畸形果实。在这一时期，索隐式研究已经由原先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篇幅动辄上万字，甚至达十数万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较之王国维等人的红学研究，索隐派的观点在社会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无疑是20世纪红学史上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索隐诸家中，以蔡元培最具典型性。《石头记索隐》受《郎潜纪闻》一书的启发，将《红楼梦》视作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说作者“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故需要“阐证本事”。
总的来看，蔡氏所阐证的本事并没有多大新意，不过是作品人物某某影射历史人物某某之类，如贾宝玉影射胤、林黛玉影射朱竹、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王熙凤影射余国柱等。
统观全书，尽管作者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即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说的：“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并总结出一套“三法推求”法，即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但细究起来，其基本方法无非是比附、谐音或拆字，前两种不过是比附，后一种则为猜谜。比如他认为探春影射徐健庵，其证据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则是影射徐健庵“尝请崇节俭，辨等威，因申衣服之禁，使上下有章”之事。上述引文包含了蔡氏所说的三种方法，读者自不难看出其牵强附会处。
蔡元培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他想把“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无视作品想象虚构的文学特性，加之方法不当，多为牵强附会，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显得颇为荒唐，是靠不住的。比如他因小说中多用“红”字，遂认为是在影射“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因此，贾宝玉的爱红之癖，蕴涵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的意思。费了这么大劲，拐了那么多弯，才揭出如此谜底，不仅一般读者想不到，恐怕就连作者曹雪芹本人也想不到，只有蔡元培本人清楚。其牵强附会之迹是十分明显的。1921年，蔡元培受到胡适等人的尖锐批评，蔡、胡之间为此展开了一场论战，结果胡适占了上风。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胡适等人开创的考证派新红学取代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索隐派红学此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蔡元培并非顽固不化的保守者，而是开风气之先的时代领军人物，他何以走上索隐之路，而有着类似文化背景的胡适何以能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中既有时代影响的因素，也有个人学术个性的显露。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来成为开一代新风的现代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他顺应历史潮流，从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转变为一位新型知识分子。他既保持了传统文人的特色，又具有现代学人的品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体现了这一时期过渡转型的特点。就其学术研究而言，也具有这一特点。一方面，他积极汲取西方人文思想，游学德国、法国，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一方面，他又沿袭传统的治学模式，以索隐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从蔡元培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人面对学术转型的选择，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