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红楼梦》面世不久就有人因拥林拥薛的意见不合，几乎老拳相加；尽管在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中就已经流传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类的美谈，但《红楼梦》真正获得民族文学经典的崇高地位却是在20世纪，围绕着一部残缺的小说竟然形成一门专学，而且还能与敦煌学、甲骨学一起，并称为现代中国的三大显学，这样的传奇故事也是发生在20世纪。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如此优厚的礼遇，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受到整个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同样，也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有着如此繁多的谜团，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人们如此持久激烈的争论。为什么一部小说作品有着如此繁多的难解之谜，为什么研究者越是努力，需要解决的难题却比已经解决的还多？为什么一部小说作品竟然让如此多的中国人牵肠挂肚，让不少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痴迷不已，终生难以自拔？为什么红学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破解的谜团，一个现代中国的文化之谜。从这个角度立论，将《红楼梦》称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天书，相信并非夸饰之辞。
现代中国尽管佳作如林，名家辈出，但《红楼梦》仍拥有最多的读者、带着最耀眼的光环。从天下无双到世界一流，从历史教材到百科全书，众口一词的赞誉在各类红学著述中随处可见。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毛泽东的评价。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谈到中国当时的状况时，曾明确指出，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将《红楼梦》作为一项可以与其他国家媲美的、值得骄傲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是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这番言论的，它代表着一个政府对这部文学作品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此外，毛泽东还把是否阅读过《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素养。1938年，他在与贺龙、徐海东谈话时说道：“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将《红楼梦》提到如此高度，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其他文学作品无法得到的殊荣。《红楼梦》身价如此之高，固然与其自身的艺术魅力有关，不少政治领袖、文化名流的推崇无疑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文学青年，无不对这部小说作品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红楼梦》的阅读、流传和研究。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大多曾撰写过红学方面的著述：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牟宗三、茅盾、吴宓、李长之……这是一个超豪华的红学研究阵容。其中不少人对《红楼梦》达到了极为熟悉的程度，比如毛泽东至少曾读过不下五遍，于言谈著述中，随手称引；比如茅盾，据说他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再如张爱玲，据她本人说，在阅读《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时，对那些不同的字句不用查对资料，可以凭直觉感觉出来。不少著名作家如巴金、张爱玲更是在创作时充分汲取了《红楼梦》的文学养分……
专家学者的阅读欣赏之外，《红楼梦》还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一百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且不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以《红楼梦》为由头，曾发起过两次声势浩大、举国参与的政治运动，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大量研究著作的出版使红学成为现代中国的一门显学。也正是因为参与者众多，但凡红学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进入网络时代，情况依然如此，热度不减：几十家专门的红楼梦网站、遍地开花的各类红学论坛，人气兴旺，热闹非凡。毫无疑问，在新的一个世纪里，《红楼梦》仍将是一部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拥有数量最大的读者群。
这是一部最难读懂的文学作品。从作品本身的解读到作者身世的考辨，从版本的鉴别到续书的真伪，从成书的过程到评点者的确认，围绕这部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曾引起研究者的争论。一个个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的难题并没有吓退那些探索者，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兴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有关《红楼梦》的文献资料发现了很多，但得以解决的问题远没有新发现的问题多。即使是已经发现的材料，解读结果的巨大差异同样令人莫衷一是。《红楼梦》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艺术迷宫，大家只能走进去，但无法走出来，当局者固然着迷，旁观者也常常被拖进没有终结的论证。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再也找不到一部像《红楼梦》这样争论如此频繁、如此激烈的作品，红学研究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学术火药库。这些争论几乎涉及红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研究者过于投入、过于情绪化，加上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很多争论由学术探讨演变成人身攻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许多个人间的恩恩怨怨却由此而生，像胡适、蔡元培那样具有谦谦君子之风者极为少见，他们的学术之争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学术神话。
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对作品、资料解读的巨大分歧，种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使一部本该带来审美愉悦的作品变成一部晦涩难懂的天书。鲁迅曾经说过，对这部作品，“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这种情况直到目前依然未变，围绕《红楼梦》，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新说出现，从大观园原型的寻找，到曹雪芹诗集的发现，从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到秦可卿出身高贵，不一而足，可谓众声喧哗，盛况空前。近些年来，索隐派红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红学家之间的相互争吵还未平息，宣布发现惊天秘闻的业余爱好者已纷纷登场、著书立说，严肃、规范的红学研究受到指责、嘲讽，八卦式的索隐式研究大行其道，就连胡适当年创建新红学的正当性和意义也已受到质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红学研究的奇特风景。
在各种喧闹声中，红学研究已不幸沦为一种工具，一种可以达到种种现实目的的工具。所谓红学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已变成一门悲剧性的学问。从政治的利用，到经济的开发，再到名利的攫取，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是20世纪之初的利用红学研究表达排满思想，还是1954年的批评俞平伯运动、1973年的全民评红运动，不管是系列产品的开发，还是石破天惊式的新说提出，无不搀杂着功利的因素。即以当下的情况而言，红学研究所受的政治干扰虽然减少，但商业因素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对其中所蕴涵的商业前景很是看好，千方百计要开发这一资源。红学研究也因此蜕变为一个名利场，骇人的新说不断提出，个个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加上媒体的炒作、出版社的热捧，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红学热点新鲜出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象。至于这些研究与《红楼梦》到底有没有关系，能否推动学术的发展，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
就其在现代中国的显赫地位和影响而言，红学研究是一扇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轨迹的窗口，一扇透视现代中国人心路历程的窗口。围绕着这部“天书”和它在现代中国的传奇历程，可说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让我们将时针倒转，重温一段熟悉而又陌生的沧桑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