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再次提醒元成宗要严格控制赏赐数量，其中说：“国赋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代水磨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成宗“从之”。这就是元成宗第一年大量赏赐诸王贵族导致的结果。
尽管中书省臣不断上书，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具体数字提醒元成宗，但在其掌权的13年中，对诸王贵族的赏赐并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见于本纪记载的大规模赏赐各有3次，而大德三年增加到4次，大德五年则多达6次，大德四年3次，五年6次，六年3次，七年4次，八年2次，九年7次，可以说只要诸王、驸马、宗亲到大都、上都或到其行在朝见，照例都有赏赐，总之是不让这些贵族空手而归；除赏赐诸王、驸马外，赏赐较多的还有各地将领、驻军，有时也赏赐有功的大臣，甚至对皇后的隆福宫也有赏赐。“国赋有常数”，元成宗的赏赐一下子增加到3至5倍，自然会造成国库空虚。
针对以上问题，中书省臣几乎年年谏诤，元成宗虽然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如元贞二年正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元成宗还是“从之”，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又过了两年，大德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虽然“帝嘉纳焉”，实际上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支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又是一个“帝嘉纳之”。但直到元成宗去世，各种赐予还是史不绝书。元成宗这种挥金如土式的赏赐，刺激了诸王贵族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导致了国家“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理财失宜，钞法亦坏”的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