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统治者对科举的作用认识得更慢，恢复得更晚。元世祖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元世祖虽认为“此良法也，其行之”，但因朝廷大臣反复讨论多次，意见不一，遂“事不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认为“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后来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主张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元仁宗时虽然推行了科举，但在政治生活中并没占多重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元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百分之四。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人分十等，儒生被排在第九位，只比乞丐处境好一些。这种说法反映了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的事实。
修建大都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就曾向忽必烈建议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开始萌发以燕京为都城的想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新任丞相安童和刘秉忠等人也建议以燕京为首都，认为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的和林，即使开平也不宜定为首都，一是因为开平初建，人口稀少，农、牧、手工业都不太发达，很难满足一个大国首都的物资需求；二是交通不便，定都开平，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于是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这年下半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元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9条大街，其中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元大都南北两城示意图
（选自《图说北京史》）
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