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早在乃马真后三年（1244），当时北方著名的知识分子赵璧、王鄂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开始向他宣传孔孟之道。在子聪和赵璧等人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不仅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还选择了10名蒙古子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功课。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等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在几十年的战火中处境恶劣的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关于“儒教大宗师”和治国必用“汉法”元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金末大学者元好问一起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并建议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尊号，这等于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说：“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只有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才能做中国的皇帝。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