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我的性学之路（代序）(1)（图）
上海武定路的性文化博物馆大门（2001年5月——2004年4月）
这本书记载了20年来我们为探方性文化在中国各地旅游的踪迹和体会。为什么我们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孜孜以求地从性文化的角度加以探索，这是不是个人的一种兴趣和癖好？不是，这么做是一种时代需要，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们这么做，和我们建立中华性文化博物馆是密切相联的，应该从建立性文化博物馆的过程开始，来谈性文化旅游的缘由，而且是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第一个性文化的景点。
既然如此，我不能不从20多年前的事情谈起。
１．为什么要研究性科学
1982年，我调入当时新建的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研究社会学，领导上分配我主要研究婚姻家庭。研究婚姻与家庭，就必然要研究夫妻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有不少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例如，1983年暑假我带着三名学生去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做关于离婚问题的调查，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主要由于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而造成离婚的竟占离婚总数的三分之一。
我接触了好几个婚外恋的案例，都是因为丈夫粗暴、野蛮，不能满足妻子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于是“红杏出墙”了。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社会生活中性问题大量冒头并迅速增长，例如青少年的性早熟、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夫妻性生活不谐调、卖淫、性病和性犯罪等，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注意。
我当时想，如果能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指导，不是能解除许多人的痛苦，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家庭，对后代的健康、社会的稳定大有好处吗？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敢提“性”字，那么，别人不敢干的我来干吧！
从1985年开始，我把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性科学，我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的。我写过不少文章，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我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向社会公开的性学系列讲座，组织了我国第一个性教育骨干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参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性学学会，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性学刊物……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我国的性学研究太缺乏必要的数据了，而任何学科如究，而社会科学的数据来自社会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我大胆地组织了全国范围的两万例调查。
进行这个调查要涉及人们许多隐私问题，要经历很多观念的冲撞，那真是困难重重，千难万苦，我几乎为之倾家荡产。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最后取得了成功，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性文明调查。这件事，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关注，西方有些国家都惊讶于他们认为在性方面“保守、落后”的中国人怎么能搞成这么一个大的调查。
调查的结论对我有很多启发，其中一个很大的启发是现代很多中国人的性观念来源于传统文化，其中有不少非科学的或过时的东西，还被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甚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探其源而明其流，只有很好地认识了中国的昨天，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不过，中国还很少有人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性进行研究。性是人类的两大基本
生活、需要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两大起源之一，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人口膨胀，生了那么多孩子，却总是谈性色变呢？第一个研究中国性文化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荷兰学者高罗佩，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中国老祖宗的情况为什么中国人不研究而要外国人先研究呢，中国人难道都睡着了？
好吧，别人不研究的，我来干！
２．搜集性文物和建立性文化博物馆
研究历史，需要有文物来佐证，我就开始在我原来收藏的基础上，转向重点搜集性文物。干这件事有两个大困难，一是容易被误解，认为这是在搞“黄色淫秽”，二是要花很多钱，对此，我都咬咬牙，挺下来了。
在搜集过程中，我发现许多珍贵的性文物都因愚昧无知（认为它是坏东西）而被破坏了，又发现有很多珍贵的性文物都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还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在老祖宗手里还有这样的东西，甚至现在还在继续破
坏（我有过好几次极为痛心的经历）。所以，我搜集性文物的动机，是不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有文化意义的东西被毁掉啊，不要把它们卖到外国去啊！
但是，靠我个人的力量来抢救性文物，那是沧海一粟，不自量力，必须唤起民众，宣传性文化。于是从1992年开始，我就在中国30个城市和台湾和香港，及国外的柏林、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纽约等城市，多次举办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得到了舆论的极大好评。
在这个过程中，胡宏霞博士和我合作，共同搜集性文物，共同组织国内外的展览，一起探访许多有关性的名胜古迹，付出了很多精力，为这个事业做出了很大牺牲。
在外的巡回展览办得太多了，我们总不能像大马戏团一样到处跑吧？这要耽 本来，我从1995年开始，借钱在上海市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房子，大约一百七八十平方米，陈列一些性文物，做我的私人博物馆，不公开开放，只作内部交流使用。从1999年开始，我们和南京路上一家企业合作，把性文化博物馆搬到了南京路，向社会公开开放，这是我们性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飞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