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为了增加民间的粮食生产，计划在北方推广水田种植。但由于北方人习惯种植靠天吃饭的旱田，因此要在北方推动水田种植，就必须鼓励农民改进生产技术，用农艺技术带动农产品增长幅度。根据当时北方的气候条件，在北方种植一季水稻是可行的。但当时的北方农民中很少有人懂得种植水稻的方法。为此，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建立营田四局，设置水利营田府，主抓此项工程。
水利营田府组建时，雍正帝派人从浙江招募了一批有经验的老农担任农艺师，具体教授耕种水田的方法，“浚疏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戽水之法”。 种植水田所需农具如水车、戽斗等，也都雇募浙江工匠制作，并组织当地人学习。经过三年的努力，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修筑水田数千顷。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当时直隶共营造水田8287顷，而且新营水田全是“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特别是牙山县和天津营造的水田中，有的水稻“一茎三穗，或一茎双穗”。
除了教授农民新的种植技术之外，水源供给也是水田种植成败的关键因素，因而水利工程的兴修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区尤其是直隶一带经常闹水灾，兴修水利工程也同时可以防止水灾对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农作物的侵害，所以说兴修水利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雍正三年（1725年），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准备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以便扩大水田种植面积。在得到李维钧的奏报后，雍正帝当时没有采纳这一提议。因为雍正帝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君王，李维钧在提出这一建议后，雍正帝立即指出：“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这就是说，雍正帝赞成兴修水利，但他不赞成李维钧的盲目行动。他主张审慎，先作考察研究，以了解河水的来龙去脉，地势高低，然后才能设计出最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
由于雍正帝的审慎，李维钧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次年，直隶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这一灾难的发生，促使雍正帝下决心早日根除直隶地区的水患，当即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雍正帝见到水域图后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三面数十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顿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画，以期有益于民生。”雍正帝通过这张水域图看出新修直隶水利工程是切实可行的，于是立即拍板决定，即刻动手根除直隶水患。为此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祥、朱轼总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
雍正帝的办事作风多是雷厉风行的，为加快工程的进度，他接受了朱轼的三项建议：
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民人垦辟。这就是说，鼓励私人参加这项工程，私人不但可以从兴修水利中得到现实利益，同时，由于他们的突出贡献，政府还可以奖给一定的官爵。这一计划的被批准，可说是别出心裁，许多人因官爵的诱惑积极投入到这项工程中来了。
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官职的大小安排必须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只有贡献更突出，才能做更大的官。这就杜绝了某些人投机取巧的路子，使人人奋勇，个个争光。
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也就是说，对于降级、降职的原政府官员，能到这里来效力的，任务完成后可以官复原职。可谓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挖掘了兴办水利的社会潜力。
这些别具匠心的举措，不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还减轻了政府大量的财政负担，缓解了政府当时财政支出的压力。因此，雍正帝的这些举措，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北方大面积推广水稻栽培技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自雍正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雍正帝的这一突出贡献，才使世上有了黑龙江和天津小站等著名的稻米品牌。同时，推广水田种植的做法，也给北方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加速了农业的发展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