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花翎、顶戴(也作顶带)本来是清代官员区别等级的帽饰。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贵。花翎一般只赏给朝廷加恩的贵族与高级大臣；顶戴，够品级的官员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顶珠的色质区别，所以顶戴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别。皇帝有时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级的顶戴，例如从一品的总督，赏加一品顶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时皇帝还把某品顶戴赏给无官的人，作为一种嘉奖。雍正帝赏给老农顶戴的做法就是这样。
八品顶戴，相当于县丞的级别。一个老农民在封建社会能得到八品顶戴，的确了不得，足见雍正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选出的“老农顶戴”，都要披彩挂红，成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几十岁的老农民带上皇帝钦加的官衔顶戴，在乡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这对发展农业、鼓励农民认真务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雍正帝虽居深宫，却能体察民间疾苦，贤明待人，并勇开先河，让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也当当官，破除古代官农不平等的等级区别，真可谓吏治开明之君。同时，他重视农业和推崇农民的做法也颇值得当代人引以为鉴。
当然，老农顶戴这官也不是好当的，雍正帝之所以授予他们顶戴，就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农民垦田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农官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让富民强国的政策得以贯彻。
无可否认，雍正帝的这一举措的确是非常超前的，他所处的时代，是十八世纪初期，距今约有二百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就是在那时，雍正帝就早早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传授技术、互相帮助示范效用的理念。
由于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弊端，如许多被推举上来的“老农”，并不是雍正帝理想中的老实厚道、确在耕作上有成绩的“老农”，而且地方上某些乡绅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并借此大耍淫威，横行乡里。一些无赖乡绅，竟借此自称某县“左堂”（所谓左堂，即县太爷为右堂，自己为左堂，即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大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检（负责缉捕盗贼，维持本县治安的小吏）、未入品的典吏（掌管县里监狱事务的小吏）服从他的命令。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帝立即命令把那些靠蒙混上来的农官革职，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允许那些不法的农官及其举荐官员自首，对拒不自首的则严惩不贷。同时，雍正帝在七年（1729年）后又把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以表示对此事的慎重。
从这件事上，让人看出雍正帝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弊端。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大胆改正错误的豪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