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六日，雍正帝发出上谕，首先批评了官员们的目光短浅，不懂得耗羡归公的重要意义。他说：“高成龄提解耗羡一事，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接着又历数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多祸害。他说：“ 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各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愿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雍正帝站得高看得远，比高成龄更深入。他认识到私征耗羡恰是造成下级营私、上级容隐、吏治不清的原因之一。上级一旦得到下级的实惠，必然会对下级的种种贪婪违法做法有所保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下级也必定有恃无恐，欲壑难填。这样吏治之败坏只会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所以应当全力消除这种弊端。实行耗羡归公，首先就有利于澄清吏治，而并非像内阁大臣们所说的那样是鼓励属员贪婪。
山西最先推行耗羡归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羡率就由原来占正税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山东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羡率高达80％，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后来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后又降至16％。河南同山东一样，原来的耗羡高达正赋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耗羡归公后，一下子降到了13％。其他大多数地区一般在5％~15％，耗羡率均较低。
耗羡归公之后，收入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弥补国家亏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实施的耗羡归公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耗羡归公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羡银从过去的暗取变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耗羡归公后，中央政府每年都从耗羡中提取相当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库亏空，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
再次，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转归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义统一拨付，或作为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弥补地方亏空，或用于赔补国库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耗羡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控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坐收坐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实行耗羡归公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耗羡归公后，各省耗羡率一般在10%～15%之间，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许多，人民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所以说耗羡归公既养了官，又安了民。
总的来说，耗羡归公是雍正年间推行的一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国力充盈，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