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未遂大志,对雍正帝的笼络手段根本不以为然。他刚封为廉亲王时就对前来庆贺的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他的嫡福晋说得更干脆:“有何可贺?恐不能保持首领耳。”雍正帝即位后,允一刻也没有停止企图搞垮新政权的阴谋活动。他利用职务之便,给雍正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对此,雍正帝考虑到允的党羽很多,并没有立刻采取手段,而当他解决了允的心腹后,就向允集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雍正帝对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雍正帝在处理允的问题上,也不断给允出难题,找岔子,并公开指责他,但这还不是专门针对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七日,雍正帝则专为处理允而告谕诸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来,朕的无知兄弟结党妄行,惹得父皇晚年无比忧愤,肌体清瘦,血气衰耗。朕即位后,不究允从前之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封他为亲王,委任以总理事务。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允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雍正帝还说:“如此肆事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容,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这一谕旨,实际上是把自己打算惩罚允的态度告诉了诸大臣。
雍正帝首先对允集团的外围进行打击,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苏努、勒什亨父子袒护允、允等人,以久怀扰乱国家之心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右卫居住。随后,雍正帝又斥责允党人七十、马尔齐哈、阿尔松阿,说他们都是允的朋党,又说:“允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因扰乱国家耳。”当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一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消除了允集团的外围后,雍正帝逐步转向允集团的内部人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这就将他们进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谴责:“要结人心”、“欲收众人之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随后,雍正帝又发出上谕宣布:“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经难逃雍正帝的惩罚,自然也就不敢再归附于允了。可见,雍正帝对朋党的打击确实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所以对允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只是不断谴责他们,为他们罗织罪状,以便为最后处理他们寻找最佳时机———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正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谴责允党人,说贝子允外表忠厚善良而内心却狡猾奸诈,纵使其下人骚扰民间;说允在祈祷疏文中,把“雍正新君”写入,犯大不敬之条;还责备允党人鄂伦诺,说他与阿尔松阿二人是允党人的首领,罪大恶极,朕即位后,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都统,他也毫无感激之心;朕让阿尔松阿转交他御纸,他当众扔在地上,犯大不敬之条。这三件事公布于天下后,为下一步打击允做好了铺垫。
雍正三年末至四年初,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年羹尧被处死;国家财政状况从严重的危机窘境中摆脱出来;西北边疆无大战事,这三大心腹之患的缓解,标志着雍正帝的皇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多年来允一伙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雍正帝已不能再容忍下去,于是,一场严厉的打击便不可避免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雍正帝发出长篇谕旨,揭露允、允等人的往事、近事,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并将有关允的康熙帝谕旨包括康熙帝曾说过“朕与允父子之恩绝矣”的谕旨尽行发出。同时,于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将允的黄带子褫去,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二月,允被降为民王,交所属旗稽查,随后被囚禁在宗人府,不久又被圈禁高墙,只有两名太监随侍在身边。三月,允自请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
雍正帝在惩罚允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他的党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黄带子时,也撤去了允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将允由青海押解回京,并令自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条。 六月,允被押往直隶监禁。据史料记载,允被监禁在筑以高墙的三间小屋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饮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允适应不了这种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时,允结束了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对于政敌允一伙,雍正帝最初使用各个击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党羽,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皇族内乱。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时,雍正帝见自己的根基已经基本稳固,才变换了策略,由守势转为攻势,将允集团一网打尽。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结合策略,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