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英明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就不得不忠实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个千古骂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无用的儿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没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赢得了极大赞誉的“圣主”康熙帝的儿子，改革父亲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含有否定父亲的含义，对雍正帝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世人心里，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尽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毕竟功大于过。对雍正帝来说，实行改革无疑会有一种心理压力。雍正帝也曾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尊重现实，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挂有他亲自书写的一副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最好注解。
雍正帝把他和父皇康熙帝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独在官风民情上比乃父知道得多。他认为康熙帝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他说：对下面情况的了解，朕是亲身经历得到的。朕为雍亲王多年，凡是臣下结党施行奸计，互相拉关系，相互徇情办事，对皇上、对上司欺诈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当面顺从，背后另干一套，各种恶劣风习，都不能逃过朕的眼睛，朕都知道这些弊病了。朕对于下情的透彻了解，和历史上从藩王当上皇帝的人来比较，比如汉文帝等人，朕的见闻，要比他们多得多。
可见，雍正帝对他在当雍亲王时的经历颇为自负，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时期奉旨处理过一些政事，虽然这些政事不多，但他对当时国库亏空、钱粮短缺的情况非常留意，因而当他形成了兴利除弊的思想后，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治局面，知道如何入手。
在改革的过程中，雍正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舆论制约，但是雍正帝都能够难中取易，险中取胜，只要认准一件事，他都会当仁不让，下定决心去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勇敢地向千百年来形成的积习挑战，宣布剔除吏治不清、科举腐败的恶习，创造太平盛世。他的振新，同康熙帝晚年的不生事形成鲜明对照，标志着雍正新朝，在政治上必有一番改革。
雍正帝之所以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皇子一跃成为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在于他不仅有积极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有高瞻远瞩的魄力。为了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施，他把封建主义的皇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清代的政体沿革：努尔哈赤时，大臣们比皇帝有权，一切重大的事件须先由王大臣会议受理，再呈报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设立文馆来分散王大臣的权力，文馆的职掌是内三院，包括秘书院、弘文院和国史院。顺治晚期，改三院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各二人，称宰辅。鳌拜为了专权，又把内阁改回内三院。康熙帝从鳌拜的专权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大权旁落，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力主“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以加强君主集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为天下奉一人”，则从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帝成立了军机处，最终，实现了雍正帝“愿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的清明确有其积极的意义。
“人治”是雍正帝统治思想的内核。它强调一是要有一个好皇帝；二是皇帝要会用人。好皇帝的标准是四个字：励精图治。这样才能避免唐、明朝时的宦官专权，杜绝朋党之争。“人治”还需要有一支在励精图治的君主指导下的良好的官僚队伍。除此之外，关键在于有好的施政方针。雍正帝把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对下层的老百姓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照顾。
总之，雍正帝是一位积极进取、勇于革新的君王，他并没有盲目崇拜父皇康熙帝，而是敢于改正前朝的失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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