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这种状况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他当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康熙帝以聪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等于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渐趋保守，与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再加上身体虚弱，皇子们的储位之争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 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年）进一步说：做君主的准则，就是要安静不生事，不要标新立异以为能出奇绩，也不要夸夸其谈，博取虚名。由此可见，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识的左右，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势必造成满汉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因而在政事处置上各持己见，维护本民族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互不让步。
其次是阶级矛盾加剧。康熙初年，由于满汉官员贪赃枉法，侵渔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极”，因而康熙帝特别注重整顿吏治。他认为，要治理国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于康熙帝晚年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约束，各种严酷的剥削便开始了，农民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比如附加税耗羡，康熙帝原来并不许征收，“州县官克取耗羡、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由于康熙朝俸禄较低，各级官僚最终还是将目光瞄准在对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耗羡，则外任实不能度日。”结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们妥协，同意加收耗羡。
州县官征收耗羡，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则用于送礼。州县官要向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礼，这成了当时官场上的不成文制度。州县官为了确保个人用度和这些官场常例，重视征收耗羡银的程度比征收正额钱粮的还要高，还要严厉。同时还会把征收到的正额钱粮，挪作他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最严重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贮存。康熙帝看到这种现象，于五十九年（1720年）说各省的钱粮亏空太多了，不够开支。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以皇帝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与康熙初年相比，官场滥征耗羡，吏治不清已成为康熙帝晚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帝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人民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相继逃亡，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仿、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里载有很多男人和妇女，这些人是不愿意西征的人及他们的妻子，是被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去的。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填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之故，如是凋弊云耳”。
虽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过度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什么大萧条，但和康熙朝君臣口头称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远。
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决。正缘于此，继康熙帝之后掌握帝国命运的雍正帝，将怎样治理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清王朝在中国的国运兴衰。高唱颂歌、粉饰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讳疾忌医、不许人开口的态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勇于正视自身弱点的人才具备成功者的素质，只有勇于改正自身缺点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雍正帝是另一类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功绩，殊不弱于父皇康熙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