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后，康熙帝就不再预立皇储，大臣有为建储而向他进言的，多受处分。康熙帝也知道不立皇储的弊端，但立了之后，势必又要分削自己的权力，万一再出现一个胤礽这样的皇太子，怎么受得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使康熙帝十分苦恼。老年人常有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担心自己时刻会死去，却又自以为还能活几年，表现在具体事情上就是能拖则拖。
储位空虚多达十年之久，必然造成诸皇子之间的结党蓄谋，尔虞我诈。争夺储位的事也牵动着胤禛的每一根神经，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进行着有纲领有计划的经营。他的方针、策略见于戴铎（胤禛的一个幕友、心腹）写给他的书启。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铎在书启中，首先分析了政治形势，明确了胤禛的奋斗目标。戴铎深知胤礽再废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获胜，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时，因此一定要参加竞争，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立之后，就要有行之有效的策略。戴铎提出：一是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宠爱，但做到这一点并非像在普通人家里那样容易。戴铎说：要讨得父皇的喜爱，对父皇要诚孝，还要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父皇疑忌。胤就是因为在父皇面前表现得过于聪明而见弃。二要以已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戴铎说兄弟少了容易相处，兄弟多了则难相处。大家爱好各有不同，容易争强好胜，搞好关系甚难。所以要想办法使有才者不以自己为忌，而无才者以自己为依靠，使兄弟们依附在自己的周围。三要勤勉敬业。凡是父皇交办的事情，都应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父皇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四要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帝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康熙帝说：现在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谕：“此语不必记载！”即位后的雍正帝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做“戒急用忍”铭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五要加紧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帝的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员也不要放过。
胤禛对戴铎的建议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金石”之言，但因时机尚未成熟，只说“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此后，他即以戴铎为他出的一整套主意行事，努力争取储位。
首先，胤禛开始千方百计招揽人马，构筑自己的力量。封建官僚在为官场尽职的同时，热衷于为主子利益服务。这些人有掌管西北前线兵权的川陕总督年羹尧，有统管京师警卫事务的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以及大学士魏经国、沈廷玉、博尔多等，这些人踏踏实实地为胤禛干活，对日后胤禛顺利登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招揽人才的过程中，胤禛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如在招揽礼部侍郎蔡珽时，先派马尔齐哈前往拜见，蔡珽以身为学士不便前来王府为由拒绝。后来胤禛又命四川巡抚年羹尧代表自己前往就请，蔡珽仍不就招。直到后来蔡珽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到热河行宫辞谢康熙帝时，当时胤禛也住在热河，最后还是由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带着他拜谒了胤禛。
在储位之争中，胤禛为了保护自己，不致成为权力争端中的靶子被人先行打倒，表现出一副淡泊超然的样子，公开声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还特地编了一本《悦心集》，其中收录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归田录》等诗文，以表明自己归隐山林、读书赋闲的心志。他要借此告诉人们：他对“头戴天平冠，身穿衮龙袍”的那些俗套毫无兴趣，他更不会去处心积虑地争夺储位。
在这一时期，胤禛还与僧徒往来，还捐资建设寺宇。他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常常在圆明园举行法会，大做佛事，邀请各地高僧探讨佛学，还写了《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等佛学书籍。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佛经教义多有心得，做了皇帝以后，仍与佛教极为亲近，以野僧自命。
胤禛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他在行韬晦之计，在仿效刘备防备曹操时在菜园里种菜一样，深藏不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胤禛谋求太子之位之心，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后开始有的，到胤礽的第二次被废后才开始积极经营，但当时的形势对胤禛并不利。论人气、声望，八阿哥胤高居其上；论与父皇关系的亲近，三阿哥胤祉也在他之上；论才干和受康熙帝的宠信，十四阿哥胤亦占优势。不过胤禛做事审慎，注重方针、策略，在兄弟们的嗣位角逐中，异军突起，后发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