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年，刘邦采纳齐人娄敬（即刘敬）的建议，迁都长安。娄敬认为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定都关中。张良等人也建议迁都关中，因关中为形胜之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样有利于在秦地镇守险地，国家才能兴旺。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有功，赐姓刘，拜郎中号“奉春君”，后为关内侯。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对秦亡的教训极为重视。他命士人陆贾总结包括秦朝在内的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供他借鉴。陆贾认为：秦始皇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制定的措施太残暴，用刑太残酷，所以秦国就灭亡了。陛下得了天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应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刘邦对此非常赞同。刘邦认为，秦王朝的灭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秦始皇采取的政策太苛刻、太急切，特别是在取消“分封制”的问题上，分封制已有近千年的影响，若要废除，老百姓不能立即接受，对立情绪太大。刘邦认为实行分封制，对于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群臣名将，依然是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刘邦也并不希望再出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分割局面，而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确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措施，因此，刘邦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办法，人们称之为“郡国并行”制。
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之后，汉朝继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与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不同，汉朝采取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减轻百姓赋税。
汉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秦朝的延续，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制。不过，在汉朝的乡一级地方机构中和秦朝有一点不同，即在各乡的三老中，又选出一个作为县的三老，负责和县级的官吏联系，沟通上下的关系。
在汉朝，除了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封国制，即分封诸侯王到地方建立诸侯国和王国。最初，分封的是异姓王，如韩信等人，主要是为了团结众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汉初，先是分封了7个异姓王，后来除了长沙王吴芮，其余都被陆续消灭。但在削平异姓王的过程中，高祖又分封了9个同姓王，他们都是高祖的子侄兄弟。汉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政治地位等同于郡，中央政府派相国辅佐各诸侯王，相国是中央的官吏，不准与各诸侯王勾结对抗中央，否则就要以“阿党附益”的重罪处罚。同时，还有侯国，地位和县等同，主要是封给建国功臣们。这样，诸侯国和郡县并立，因王国和诸侯国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审判权，造成后来的地方政治机制混乱不堪。
为了维护尊卑等级，高祖还沿用了秦的20级爵位制度。在秦朝法律的基础上，高祖也改制了新的法律，就是汉代著名的《九章律》。在制定法律的同时，高祖又仿效秦朝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归结起来，汉承秦制集中体现在礼法制度方面。汉高祖刘邦的统治政策与秦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正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而总结、制定、推行的。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又重新建立起来。
由于长达8年的战乱，使得建国之初的汉朝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汉高祖下令释放囚犯、流民返乡、军人复员、解放奴婢、鼓励生育。同时，他又调整土地政策，发展农业经济。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秦的赋税制度的基础上，高祖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轻徭薄赋，高祖还通过“赐爵”、“复爵”等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仅重点发展农业生产，汉高祖也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主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结果不仅振兴了工商业，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能否解决好与匈奴的关系，决定着汉朝的兴衰。刘邦对于匈奴的屡屡犯境非常愤怒，公元前200年他亲率大军进攻匈奴，双方在白登山展开激战，汉军大败，刘邦被困七天七夜，几乎被俘，后以重金收买匈奴首领，才得以突围。正因为这样，刘邦不得已采用娄敬的“和亲”策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送给匈奴大批财物，与其约为兄弟。匈奴对中原的骚扰大为减少，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大发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已经是“衣食滋殖”。到文帝、景帝时，更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