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先：红墙内的女护士长
为了撰写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群体的回忆一书，我走访了许多长年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务工作者，但在和马晓先交谈之前，我接触的都是受过医学本科以上教育的大夫。与在领导人身边担任护士工作的人对坐长谈，马晓先是第一个。
马晓先对笔者讲了许许多多曲折而有意思的往事，让人听之难忘。在这第一次和一位护士出身的保健工作者交谈中，她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却久久地在我脑海里盘桓，使我在此后和每一位老保健见面之际，她那句话就由然浮现。她说：“你看我们这些当保健医生和护士的，几乎没有一个是胖的，都是精瘦精瘦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压力很大，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
的确，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再诠释，马晓先自己的身材就足以说明一切。
进中南海时，他们这个新班子没有起什么正规的名目／
警卫就一个一个地对名字认人，的确是四男三女／
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等都曾住在那里
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阵急风暴雨最为猛烈的时候，马晓先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突然被指派进驻中南海。据说是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提出组织医务小组进中南海。她记得那一天是１９６８年初的２月１７日下午。
周恩来的指示随即被迅速落实，马晓先他们被挑选出来后，要求收拾准备一下，５点钟就动身。马晓先说她当时还是单身，也没什么个人的行李“细软”，床铺上的东西一拾掇就完了。
坐上了军用大卡车后，马晓先才知道同行的还有六位医生，卞志强、张林、牛福康、董长城、杨虎生、顾英奇。护士除了她自己之外还有两位，姚军（龙妹）、许奉生，但她俩作为周恩来的护士已经在中南海里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来了一个化验员，决定她来的时候她本人还在阿尔巴尼亚，回来后才到中南海。
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之前，中南海里曾经有一个负责中共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工作班子，叫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但早在１９６５年这个办公室就由于毛泽东的批示而撤离了中南海。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时，他们这个新班子没有起什么正规的名目，因为就在原来的中南海门诊部那里工作，就还叫了中南海门诊部。新任命的门诊部主任是卞志强、副主任是张林、顾英奇。后来卞志强调走了，顾英奇任主任，张佐良、牛福康任副主任。
军用卡车是从中南海北门进入的，有关方面已经打好了招呼，说是四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可马晓先他们到门口递过名单，警卫一看，说不是说有几位女同志吗？怎么名单上写的都是男同志？“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几个女同志的名字不够女性化。于是警卫就一个一个地对名字认人，的确是四男三女，这才放我们进去。”马晓先说。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
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之前，中南海门诊部还在工作，但在马晓先他们进入时，原先门诊部的人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马晓先记得她进去的时候，门诊部里只有一个夏大夫，她是担任过陈毅元帅保健大夫的钱贻简的妻子，马晓先他们进楼没多久，她就再也不来了。
刚住进中南海的时候，马晓先说她的感觉特别好。因为还是单身的她就住在门诊部里，几乎不出中南海的大门，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工作就绪不久，北方的春天就来到了。门诊部的南面是一片桃树林，桃花开了，绿叶衬着桃红，空气中沁着丝丝清馨的芬芳。
门诊部的东面靠着中海，从门诊部的楼房到海边中间，有一块空地，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就在这片空地上，种了许多的蔬菜，有萝卜、西红柿、土豆、花生。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到这片地里劳动，所有的人都一起动手，大家的关系都十分融洽。自己种的蔬菜自己吃，特别新鲜。夏天的西红柿，摘下来洗洗就能吃。冬天来了，他们就挖地窖，把自己种的心里美萝卜，贮存到地窖里，隔一段时间拿几个出来，切丝拌着吃。
门诊部里的卫生，也是大家一起动手搞，没有什么领导和群众之分。门诊部里的洁净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打扫很频繁，墙壁都要用抹布擦得亮光光的。医疗中棉签的消耗量比较大，捻棉签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当医生护士们坐在会议室的长条桌边捻棉签的时候，作为领导的卞志强、张林等也总是坐到大家中间，一起动手捻，没有丝毫的差别。
一进中南海的时候，门诊部就九个人，后来陆续又来了一些人，最多时有十几个人。这个小集体内部特别团结，彼此之间像是一家人。因为时不时会有出差的任务，当某个人出差，其家里有什么事的话，大家都会主动帮助照顾。例如一次牛福康大夫出差，他的儿子得了肾炎，住在３０１医院治疗，门诊部的其他同志就轮流去看他。
“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处于高潮，社会上一片混乱，但我们刚进中南海时，因为门诊部内部不搞运动，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每追忆起我们小集体那段时期的生活，就觉得特别美好。”马晓先这样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