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养成了多年记日记习惯的我，记事本里的这几天是空白的。只是出于工作的安排和事后的总结，我用零散的纸张记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外交部接待组的人员，也被要求不准带小本子，领导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５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组织人力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然，这些都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像墙上挂着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也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等取代了。楼内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一番挑选。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放进了由宾馆赠送的大花篮。
关于房间的布置检查，还要说一点的是，汪东兴曾亲自向我和李连水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检查５号楼内有没有安录音监听器材，有没有可能导致失密的装置。我印象汪东兴是在基辛格来华前布置的这项任务，但是否和基辛格在此下榻有直接关系，我并不清楚。他布置后，我和李连水立即去了５号楼。
当时就我和李连水两个人进入到５号楼里，把该楼的大门一关，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检查。我们把每一个犄角旮旯，桌子上下，沙发前后，橱柜里外，床铺底下，所有明线（台灯、落地灯、电视、电话线）都仔细查看了一遍，还把电视天线也给拉了出来，又把插座都打开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监听或可能把房间里的谈话泄露出去的设备和装置。我们随后将检查的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
对基辛格一行的饮食，周总理考虑的更为周到。当时的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契司（即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契司，就专门到北京饭店去取。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海贝等海鲜。
基辛格等在京两天的菜谱，都是事先定好的，每餐不重复。以总理名义宴请的菜谱，则由周总理亲自审定。他还提出，应该让美国人尝尝烤鸭。考虑到去烤鸭店不方便，接待组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在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