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写道，“媒体就是在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的传播工具”。我们说，传媒既是工具就可利用。因信息是无限量的，而媒体传播的内容是有限量的，故媒体传播是一种选择性行为，有选择就有了可操纵性。
前面我们已阐述了传媒所特有的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和舆论监督作用，毫无疑问，大众传媒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价值、正向作用、积极力量、阳光面是媒体的主流。但不可否认，有时商业的力量及外来不良势力会左右传媒的立场、改变传媒的声调、破坏传媒的形象。
往远处看，所谓公正、民主、自由的美国，近年来报纸的头版也充斥着各种捏造、抄袭和虚假的报道，就连最权威的《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报》也名列其中。媒体的可信度大大下降。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不久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4%的美国公众表示相信美国媒体，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比例是80%。
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一贯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公众的“知情”意识弱，很多传媒都只是传声筒，且时常犯：
“聋哑病”——带着消音的口罩，装聋作哑、不时“失语”；
“结巴病”——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一带而过；
“官腔病”——官腔作势，大话空话。
可以说，各式各样的传媒虽长着不同的身躯，但却同有一个头脑。
改革开放后，媒体逐渐开放。媒体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一批新锐媒体突颖而出，那种试入禁区、放声高喊的欲望难以掩饰。如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崇尚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刻意打造“平民意识”和“民间立场”，敢怒敢言。该报刊词说：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因而，该报常常不自觉地把知识精英们的周末变得沉重、忧虑、愤怒、不忍休闲，竭力呼唤着潜藏在社会底层的良知和呐喊，凝聚起一股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的新型力量。
《现代快报》也因打出“讲真话、办实事、树正气”的办报招牌，以敢写敢报而一改在市场上的长年颓势，发行量跃居省城早报之首。
人们在庆幸媒体能大声为民说话，说实话的同时，又不知不觉中感到很多媒体似乎跟另一种东西更为亲近 —— 金钱。因为媒体走向市场后，媒体间有了竞争，有了好坏穷富之分。媒体人的心态也开始浮躁起来，毕竟传媒业聪明人多，他们开始玩弄传媒魔杖，演绎出种种闹剧。
有偿新闻交易成瘾——媒体“失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