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抗战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尤其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意见相左，出现争论。当时，实际上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毛泽东不得不以很大精力来协调双方关系，解决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服从中央局的意见。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写给林、谢的信就有十多封，并且数次当面长谈。信中谈到了具体的争论，但着重是从方法论上说服二老。比如1941年7月31日的信中就说：“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们材料，尤其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在8月5日给谢老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听，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的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毛泽东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叹服。在双方的争论与分歧中，毛泽东既不因林、谢年高德劭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未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就对他们一概否定。他殷殷期望二位不要固执己见，以和为贵，力求在边区的工作和政策方面取得一致。他的信，对二人的触动是很大的，谢觉哉甚至在日记中对毛泽东给他的每封信的要点都作了摘记。
在做林、谢二人的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给高岗和陈正人(边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写信，对于边区的现行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同时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求他们对林、谢二老态度尊重，并确实掌握现行政策执行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以便随时发现随时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