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几乎存在天然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同时都在改革,这种改革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比较竞争。当中国和印度都软弱无力的时候,两国都无力执亚洲的牛耳,也都没有能力使对方认同本国的战略,但一旦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历程,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两国就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一场登山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那就是第一个登上顶峰者。而两者所选择的路径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就是两国所选择的改革之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出现了印度在长远发展上将胜过中国的论调。
如果你为中国担心,那就会认识到,因为如果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印度,那么中国就将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和商业利益群体对改革效率的自信、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以及中国的外交都将受到考验,中国刚刚恢复的强者之音也就会有所调低,这是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接受的。在中国也许会形成长期的动荡,这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为中国的改革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改革,但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农民对其中大多数的改革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其中多数的改革——也许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然。在中国最为鼎盛的李唐王朝,初唐的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隋帝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总体改革,这一时期帝国内人才济济,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其周围的重臣及整个官僚体系都能保持为君、为臣、为官的基本准则,政令畅通、法律清明;赋役十分清楚——“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官吏升迁公允、公开,“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能者就会得到升迁;社会和谐,官商关系正常,“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宫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所以这次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开创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尽管开元盛世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这种仅仅维持20年的盛世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成功的改革,相反,在其繁华的背后还隐藏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个如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王朝统治体系完全成功的改革怎可能导致安史之乱这么严重的国家危机呢?任何的国家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在晚唐,即唐顺宗时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倡导进行永贞改革,但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无法与前两次改革时同日而语了,结果导致改革彻底失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8年,王莽建立大新王朝,力图“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结果导致王朝的倾覆。
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