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俄罗斯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专制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
1395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安东尼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他和其他统治者以及别的地区不同的管辖者不同，因为是他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真正的宗教——对基督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分开。”别尔加耶夫评论俄罗斯这个民族时说：“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乌瓦洛夫的三个特点还是C·A·基斯利钦的四个特点，其关键是基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中国和欧洲是未来的两极，又同是俄罗斯的邻居，而我们的这位邻居又肯定会因国家利益的要求而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的好处。假设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员，那么，北约的边界就会一下跨越几千公里从大西洋直抵中国北部边界。这样就等于说中国就要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力量。而在南部，中国又面对着美国的亚洲岛链封锁。自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控制着中东；不久前美国又开始发动中亚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因而，等于说中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之中。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在美国的包围之中。
在现代的俄罗斯外交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双头鹰的性格。一方面想促进北京—莫斯科—新德里这个大联盟战略，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欧。很难说这是一种左右逢源的策略，相反，这倒更像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危险的策略。俄罗斯拥有大国的实力，这也就注定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一张俄罗斯牌，但至于谁来打这张牌，则要看当天的国际天气预报了。谁都不想和它作真正的朋友，但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力量——正所谓俄罗斯的野心，世界的烦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