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这种选择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与国家不是一个非彼即此、不可兼容的矛盾，而却是一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状态。我们知道财富永远是流动的，所以各国的财政部长既是国家的财政负责人，也是世界财富管理的分担者。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从东南亚一直扫荡到俄罗斯，甚至一直延续到巴西、墨西哥，一个地方的金融危机就如同在此地形成的龙卷风，边界在它面前只是一道毫无作用的篱笆而已。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②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将美国包括在内的“新网络形态”，而且也把它称为“帝国”。但我不能苟同该书作者的观点之一是网络应该是有核心的，而不是书中认为的现在新网络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网络。
在全球化中，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人，那就是跨国公司。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私自利、眼中只有利润而没有社会道德观的奸商，但毫无疑问，你却无法指责它。实际上，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发动机，人们为逐利而来，走出家门不就是为了淘金吗？企业利润就是它追求的第一目标，对它而言，边界只是使一些工作变得更复杂而已，比如一些手续性的工作。所谓的“爱国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情绪罢了。这也证明在影响世界最为根本的财富流动很难真正受到政治的干涉，这就造成两个相关而且颇为矛盾的问题：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国家利益，孰是孰非？
也许，历时500年的全球化过程已经让国际社会达成这样两个共识，那就是：跨国资本不可约束，只能吸引；国家利益只能壮大不能萎缩。结果，就有了商人与政治家的谈判结果：
——重新认识全球化中的国家概念；
——放弃一些传统的国家利益规则，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相冲突；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创建魅力性国家环境，主要是思想与法制更适于创造者；
——国家的原则应该是吸引，而不是用威胁来重新控制财富、知识的聚集；
——国家依然拥有运用武力的权力，并且政府必须拥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后手段——战争，从而可以拥有最强大的军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