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一开始，父亲从当时有些紧张的社会空气中似乎嗅出了什么。上下班不再坐小车，还特意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并果断地辞退了在我家干了十多年的保姆。
成凤芝成了我家的常客。她二十七八岁，尚未结婚，在父亲厂里做秘书。她虽长相一般，但那对善于察言观色滴溜乱转的圆眼珠让人过目难忘。每到星期天，她会主动跑来干家务，还不时带来糖果和小人书给我。她嘴很甜，对父亲一口一个“白书记、白叔叔”地叫着。母亲表面对她客客气气，实则从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
成凤芝常在父亲面前对厂办主任说三道四。父亲总是笑着要她多看人家的长处。有一次还慈父般关爱地拍拍她的脑袋要她好好工作，虚心向别人学习。父亲考虑她大龄女青年的特殊情况，破例通过后勤部门分给她一处厂附近的平房。她感动地噙着泪说，这辈子都忘不了白书记的恩情。
就在我即将升入初中时，“文革”开始了。从此她再未登我家的门。她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狂热地投入到运动中，积极参与并组织了“风雷激”战斗队，成了其中的头头，并联合另一伙儿造反派夺了厂里的大权。后来厂成立了革委会，军宣队长理所当然地为革委会主任，她借机混进班子成为了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席卷全国，我们这些红小兵则“复课闹革命”，踏入中学校门。我们自豪地戴上红卫兵袖标，继续燃烧大批判的烈火。我这个班级的宣传委员，整天忙活着写大字报，揪斗学校的走资派。看着老太太校长剃个“阴阳头”，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龇出大板牙，隔三差五被拎到台上来个“喷气式”捉弄一番，我被这开心的场面刺激得嗷嗷大叫。
回到家我眉飞色舞地向父亲描述我们的“革命行动”。满以为会令整天在家郁闷得生出白发，一脸愁容的父亲开心，不料他却紧蹙眉头，眼睛一瞪说：“你又到外面瞎闹哄啥？你知道不，这是人身摧残。你还觉得挺有意思？”
我本来兴致勃勃，却被父亲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心里不禁打个寒战，我胆突地嗫嚅着：“我……这是积极参加运动，造走资派的反。”
父亲那方头大脸涨得通红，胡子直抖动，他狮子般冲我吼道：“你懂个屁，黄嘴丫子还没脱净，你造谁的反？”
我嘀咕了一句：“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造谁的反。”
“啪！”我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父亲那积攒已久无从发泄的怨恨和恼怒都集中到这一掌上，打得我头嗡嗡直响。我捂着火烧似的脸，撞开另一间房门，一头栽到自己的床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