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必须得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江腾蛟。他是当年查抄上海文艺界郑君里等五位知名人士家庭的直接实施者。江腾蛟平时腰板笔挺，一副标准的军人样子。可这个军人却总爱戴一副黑框眼镜，也不常穿军装，远看似乎又像一个文人。1964年林彪老婆叶群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蹲点，莫名其妙地树起了一个大字都不识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顾阿桃，大小报刊对这位“标兵”连吹带捧，一时间红遍全国。就在这时，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的江腾蛟便车前马后地为叶群效劳，很快就被叶群看中。1966年，江腾蛟已升任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开始，早已心怀鬼胎的林彪担心子女在京的安全，就秘密地将他们送到“四人帮”的“后花园”上海，交给江腾蛟。江腾蛟顿时受宠若惊，从此便死心塌地登上林彪的反革命贼船。江腾蛟由此成了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发生在上海的那个夜半敲门查抄事件，与江腾蛟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12月1日，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审判员高斌宣布：本庭今天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五条指控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1966年10月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事实。”高斌接着问道：“被告人江腾蛟，1966年10月你在上海组织人搜查了什么人的家？”江腾蛟答：“搜查了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五个人的家。”问：是谁指使你搜查的？”答：叶群。”问：她在什么地方给你布置的这个任务？”答：在钓鱼台。”问：谁通知你到北京接受这个任务的？”答：吴法宪。”江腾蛟不像王洪文，不像张春桥，也不像姚文元和陈伯达，更不像以后出庭的江青，他有问必答，同时比较干脆。为了证实他的回答，法庭宣读了吴法宪在1980年7月1日的供词：“……1966年10月有一天晚上，叶群要我打电话，叫江腾蛟到北京来一趟。到北京后直接到叶群家去，她要当面和江（腾蛟）谈上海的事情，我当即打电话转告江腾蛟。”宣读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腾蛟纠正吴法宪的供词说：不对，我不是直接到叶群家，是晚上吴法宪到招待所接我，他陪我一块到钓鱼台的。”如果江腾蛟说的是事实的话，那个外表看来肥胖粗糙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在他的供词中避重就轻地玩了一点文字上的游戏，用一句：“到北京后直接到叶群家”，来抹杀了自己带江腾蛟去见叶群的罪行。法庭接着审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需要把这封信收回来，但是不知道在谁手里，你可以组织一些人，趁这个混乱机会，以红卫兵名义去搜查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童芷苓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信件、日记、笔记这些东西统统拿来。她说这个事情要绝对保密……为了保密起见，把这五个人编成代号，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是郑君里老大，童芷苓老五，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编成代号的，这都是叶群的原话。第二天我就回了上海了。”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候的信？”答：1958年，我记得很清楚。”问：你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回到上海怎么具体策划搜查的？”答：“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组织了几个人，有张彪（驻沪空军部队文化处处长）、袭著显（驻沪空军组织处处长）、陶崇义（驻沪空军保卫处处长）、刘世英（驻沪空军秘书处处长），可能还有蒋国璋（驻沪空军军务处副处长），我把叶群讲的这些原话都传达给他们听了。以后就马上分工，叫张彪负责侦察了解这五个人的住址、里弄、门牌号码。袭著显组织军直部队的干部子弟，如果人不够的话，就从空军警卫排人员里面抽一部分人，把领章、帽徽拿下来。顾而已住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对面，左右住的警备区干部，所以感觉到这一家不好搜，一搜就暴露了。我确定这一家暂时不搜，就搜了其他四家。”不知道江腾蛟此时是真的记错了，还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据我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情况，顾而已并非住在巨鹿路，而住在此处的是电影界的另一个名人于伶。江腾蛟在当天晚上指使人查抄的不是四家，而是五家。其实，为了掩人耳目，江腾蛟开始定的是七家，在原来五家的基础上加了于伶、周信芳两家，只是在指派张彪去侦察地形时，发现于伶家离行动地点太近，怕引起怀疑，而周信芳因为主演过有关海瑞的京戏，家里早已被抄过多次，再无任何“油水”，才逃脱了这次劫难。在这五家中，重点目标是被他们定为“老大”的郑君里。法庭上宣读的空四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在1980年9月18日的证词说：“1966年10月2日，江腾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吴（法宪）司令打电话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先请你把几个人的地址帮助查找一下，他说了周信芳、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于伶。都找到（地址）后，我到招待所869号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已看见有袭著显、刘世英、郭永成、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在场……并规定了代号，江腾蛟说，一、二号最为重要，一号郑君里，由刘世英负责。二号赵丹，由袭著显负责。三号陈鲤庭，由张彪负责。四号童芷苓，由陶崇义负责。五号顾而已，由杨启良负责……周信芳家里已被上海文艺界革命群众抄家多次，并有京剧院红卫兵住守，我们前往查抄会引起冲突；于伶久病在家，又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斜对面，一抄就会暴露①。“江腾蛟还搞了一些规定……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笔记本、照片等物，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
①另有一种说法，根据程中原、夏杏珍合著的《文坛寻踪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采访于伶本人说，于1966年8月已经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才获释——编者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