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目中，美德和绝对权力这两个词是不可能调和在一起的。波比多诺斯采夫曾经给我们清楚地阐明了英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基础；那就是，欧洲的其它国家是以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而英国强有力地发展产生出独立的个性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位俄国政治家说，在欧洲大陆的国家中，尤其是在斯洛伐克民族，个人的个体独立是以社会联盟为基础的，而最终建立在国家之上，日本更是如此。因此，君主权力的自由实践不仅对我们来说不像在欧洲那样感觉沉重，而且它通过父权对民族情感的体谅而得到一般的调和。俾斯麦说，“专制主要要求统治者公正、诚实、有责任感、精力充沛和谦逊”。关于这个话题，如果允许我再引用一段的话的话，我会列举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的演讲，其中他说到，“王权是上帝的恩赐，随之而来的是对造物主沉重的义务和巨大的责任，这时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为国王免除。”
我们知道，仁慈是母爱一样的温和美德。如果说严厉的公正和耿直的正义是男性所特有的话，那么仁慈则是女性所特有的温柔和善解人意。在一句常常被引用的格言中，伊达政宗说得好—“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还好，仁慈之美并不罕见，“最勇敢的人也是最温柔的人，仁爱之人也是果敢之人”，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真理。“Ｂｕｓｈｉ ｎｏ ｎａｓａｋé”—武士柔情—是一种立刻会打动我们的高尚情操的声音；这不是因为一个武士的仁爱与其他人的仁爱有什么种类上的不同，而是因为它意味着仁爱不是一种莽撞冲动，而是一种结合了公正的仁爱，而且在那里仁爱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心灵状态，而是背后有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仁爱。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一样，我们可以把武士的仁爱称之为有效的仁爱，因为它所包含的给予对象利益或损害的权力。
武士们为能够把他们残酷的力量付诸实现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完全同意孟子所说的爱的力量。他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他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此，仁人永远会关心那些受苦不幸的人。早在亚当？斯密把他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同情心之上以前，孟子就已经这么说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