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上李副总对女市长生活经历的叙述，使我对女市长更多了几分敬意和了解，我甚至有了想和女市长交个朋友的想法。我知道以目前我和女市长悬殊的地位而言，这件事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但我相信我的实力，我很喜欢这个女人。
十分愉快地吃过了午饭，回到兴华公司很快进入业务的实质性阶段，商定价格和签定协议。
郭主任对李副总传达了柳市长对这单生意的具体意见，李副总说，一切照柳市长的意见办。但柳市长只谈到了付款方式，即甘南验收，深川结算，具体按多少钱卖给我，柳市长没有说。
李副总只好把电话打到柳市长的办公室。柳市长的指示非常明确：当地的产价张老板非常清楚，张老板想多少钱接受我们的货自然也心中有数，一句话，让张老板说价。
其实，古训早已有之，叫作“争之不足，让之有余”，商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我是准备和李副总侃价的，听柳市长如此指示，我倒有些过意不去了。
究竟出个什么样的价位呢，出高了，对不起我的公司，出低了，又觉得对不起柳市长的一片好意。最后我说，将所有的费用打入成本，我给外商的卖出价公开，卖出价减去成本价，剩下的利润，咱们两家对半开，兴华公司分一半，我们公司分一半。
我清楚的知道，这单生意即使以这样的价位运作，利润比起同兰州的宋总来，起码要多赚五十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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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起早乘车赶赴产地，监督当归加工质量，晚上回到宾馆，一般都在夜里十点之后了。
辛勤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回报，价值人民币四百万元的中药材，再有两天，即将加工完成。然后运抵深川，然后出口结汇。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这种高兴劲儿，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这一天夜里十一点多钟，我忽然接到了深川的哥们老孙的电话，老孙也是我的铁哥们，我到于总的公司工作，就是他介绍的。他也是通过于总知道我在甘南的电话。
老孙在电话里对我好一顿“责骂”，问我为什么离开深川不和他打招呼，而且一走半个多月没有音讯，让他好生着急。
我能解释什么，只能说自己工作繁忙，而且是十分繁忙。老孙忽然话题一转，问到，听说你在做当归和红芪的生意？
我说，你怎么知道？
老孙说，我当然知道，我找你，是想告诉你，现在国际市场上中药材很火，而且价格涨得很快，我有一个台湾客户，想大量进口当归和红芪，怎么样？咱们哥们合作干上一票？
我说，我手里的确有一批当归和红芪，估计很快就能运抵深川，但这是给南韩客户的，如果你真想做，你先和台湾的客户签下出口合同，待我回到深川时，咱们哥俩再商定。
老孙说，台湾的客户要得很急，你不如把你现在的这批货给我，然后你再重新组织也不迟，有大把的钱赚，你不做这单生意，你发傻呀！
我说，这单生意的进展情况，于总都非常清楚，我半途中把货物转手，砸我的饭碗不说，对于总来说，我也是忒不够朋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