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民俗文化，主要是从军旅文化衍生来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兵勇退伍后，不肯离开生活习惯的沿海城市。两地分居的把家属接来，城乡差别在那儿摆着，再苦也比乡下强，顶不济练把式卖艺，功夫深的还可以开武馆带徒弟。撂地摆摊练把式卖艺，附带着卖小吃的、卖唱的兴盛起来，品种和形式也是从安徽传来的。当年西沽的太平花鼓会享誉津门，唱的就是凤阳花鼓调或是昆曲。
盐业、海运、漕运的发展，四海商贾八方游侠云集津门，奇闻怪论、道听途说俯拾皆是，为说唱者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因此，天津的说唱艺术天下无比。
有艺术就有美学，有美学就有哲学。由于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处世哲学独具一格，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政策，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万般无奈也是先礼后兵，得了势见好就收。笃信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
又因目睹太平军和义和团的惨败，血雨腥风扭曲了天津人的个性，嘛事都看个底儿掉。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识，表象的玩世不恭与油滑，是反抗意识的消极表现。近代后期的天津人，轻易不拿鸡蛋碰石头，谁爱说嘛说嘛，任凭愣头青折腾，说出大天我不攒头。有便宜算白拣，倒霉事和我没关。天津人的这种处世策略，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不妨说老谋深算，是地域人群成熟的表现。
但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天津人绝不含糊。百年来，天津承受的民族灾难首当其冲，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鬼子全交过手，拼得血流成河，死拼到底不做孬种。
天津文化大俗大雅，其原因在于帮会遗留的习气。
清末民初，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天津人，为了应对统治者的压榨，便按同乡或行业自发结成民间团体，最具影响力的是红帮和青帮。混混儿现象是旧中国沿海大都市的普遍现象。天津人始终把混星子视为不齿，视混混儿那一套为“臭狗食”、“杂巴地”、“狗食盆子”。一些不明底细的编导，错把混混儿当成天津的特产，当成天津典型人物的表现，让人难以接受。
第二章津城中的买办商人
买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们积攒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他们好似洪太尉误放出来的天罡地煞，忽然间从老实巴交的农民或城市贫民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富豪，成了操纵国际贸易的精明商人。这群从老大帝国不名的边缘角落里突然蹿出的财富英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致富之道又是什么？作为最早和西方人交手的中国人，他们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据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从1842年到1894年，买办在50年间累积的收入高达5.3亿两白银，甚至连洋商都说买办“是一个掌握钱财的人，我们要向他磕头求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