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楼商业区出现在前，劝业场商业区出现在后。它位于原法租界西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如劝业场（1929年）、惠中饭店（1930年）、交通饭店（1931年）、渤海大楼（1934年）等等。不仅百货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二三十年代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就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而且焕然一新地影响了本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就像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级市场。而首先接受这种方式的是五大道的居民。劝业场商业区不单是购物中心，还是五大道居民各种社交活动的场所，于是五大道的住宅区，与解放路的办公区和小白楼、劝业场的商业区密切地融为一体，天津就是这样“洋”起来的。近代的大天津形象便由此而立。
可以说，过去曾有“两个”天津，一个说天津话的天津，一个不说天津话的天津。一听语调，两地之人就径渭分明！这样一个巨大又生动的城市生活的板块，怎么会无声无息地湮没得近乎无影无踪了呢？关键的是，那种标签主义的历史观，带来的结果很糟糕。仅仅把五大道看做是“洋人买办、反动军阀、遗老遗少和资本家的集聚地”，则必然是多年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尤其“文革”时代，这一带成了炮轰的重点。此间历史人物的藏龙卧虎，曾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像。
自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天津的许多潜在条件，如海港、铁路、电讯、建筑业等，和西方人带来的先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都成了优势。上世纪初，大批人涌到充满机遇的天津来淘金，形成了天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这些移民的素质较高。他们或带来大批资产，或是精通各种技术、工商和洋务的人才，其中工程师、教育家、医师、文人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声名赫赫的寓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