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典业税额极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资典当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资开当铺与投资买地相比，至少有两个优点：买地佃人也能坐享其利，但得利多少却与年成丰歉大有关系，而典当却旱涝保收；田地要缴纳赋税，而且赋税往往越来越重，而典当虽也纳税，税额却低得惊人。以清代为例，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座，收典税90375两；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全国共有当铺23139座，收典税115695两。平均每座当铺一年只收税银五两。一个有数千金至数万金资本的当铺，每年只纳数两典税，不能不谓之极轻。而这种轻税，直到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才有所改变。这种风险小、获利稳、税额低的行当，徽人何乐而不为呢？
明清时期，徽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他们从中获取的丰厚利润，可以通过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来验证：
许翁（名不详），歙县人，由于世代经营典业，家中巨富。到许翁这一代，在江浙间开有典铺40余所。许翁不善言辞，但为人极忠厚，商誉日隆，生意日盛。如果他的后代能够继承这份家业，生意规模自然会越做越大。
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不争气。三四个儿子在金钱中长大，浆酒霍肉，锦衣玉食，奉养超过了王侯，蓄有家僮一百数十人，马数十匹，青骊彤白，无色不具。这些儿辈们每次出门，均前呼后拥，炫耀于闾巷之间，自然常常干出些违法的事来。
一天，官府以“豪横乡里”的罪名派人持文书来逮捕这几个儿子，他们才害怕起来。于是上下打点，行贿求免，费了不少金钱，官府总算网开一面，饶了他们。
按说，经过这次教训，许翁的儿子们应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可是他们却在一起商量：“看来，家乡不可呆了，何不出去远游呢！”于是，各人备了舟车，出游江浙间。凡是家中所设典铺的地方，他们都无远不至。每天都拿出纸条到典铺取钱，取出就花天酒地一番，花完再到铺中索取。铺中掌柜如加劝阻，他们即发怒道：“这都是我家的钱，不关你的事。”更有甚者，他们还让自己曾逍遥过的娼家妓院径自到典铺取款，不给则闹。总之，他们每到一处，该处的典铺就要遭殃，各处掌柜纷纷派人送信给许翁，告知此事。
由于这些儿子野性难改，根本不服管教。许翁无奈，只好写信通知各处典铺，定于某月某日，同时关闭，企图以此来阻止儿辈的任意挥霍。
可是这样一来，典铺中的掌柜、伙计们不满了。他们认为许翁这样做，岂不是叫他们一个个都失业了吗？于是许翁索性解散典铺，自管事到伙计每人赠送若干银两，打发他们另谋生路。当时规定，按典铺之大小，管事者每人给1000两至2000两银子，以此递减，至厮役扈养也皆有份，最少者也给钱十两。最初，许翁未曾仔细计算究竟需要多少银钱，便做出了这项决定，待到会计按籍簿人数发款时才大吃一惊，许翁共有40多所典铺，人数几及2000，各人都如数拜领而去，而许翁“数百万之资，一朝而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