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回到房间，H关掉手机，我们倒在床上，永远是一个姿势，H在上面，我在下面，我们一次比一次干得没有乐趣。他的姿势没有任何改变，我也从来不主动出击，我们默默地、近乎机械地干着。
二十多分钟后他射了，我们一起躺着。他躺了十五分钟，起来穿衣服，说要走了，留在这里将有被抓住的危险。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老男人，和那似曾相识的害怕。我没有做任何挽留，因为我明白人人都有理由，而我无法改变一切。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陌生的城市里。瞪着陌生、单调、狭小的四堵墙，我窒息得无法入睡，坐在色泽暗淡陈旧的沙发上，趴在小几上，掏出本子写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吃饭。这次是吃大排档，我们坐在街边的阳伞下，喝本地啤酒，外地人开的大排档，四个家常炒菜，便宜而量大。
多年后我一边敲击着这些文字，一边回顾在一个陌生小城的三天，我最感激的不是他给我的性，而是最后一次晚餐，一顿物美价廉的大排档，它让我和H再一次真诚相对。我们大口大口地吃菜，碰杯，仿佛重回那些无拘无束的穷日子。堤幸彦导演的短片《鹿尾菜》中的女主人公说：“好的食物胜于祈祷。”一句好话。
吃完饭回到房间里再干。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像一个发条橙，机械地用力，进出。我像独自一人走在下雨天，四顾茫然。突然我痛哭流涕，H闻声而射，他叹了口气，躺在一边，一语不发。
当我独自一人，坐在一千五百块一个月的几平米里，敲击出这些文字时，眼前又出现了登上飞机前的那三天。
微的母亲从换洗下来的内裤上发现我有炎症，她陪我到医院里去挂消炎的盐水。盐水挂了三天，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老女人带着一本《知音》或者《家庭医生》，默默地陪坐一旁。我叫她回去，她说不。大厅里寒酸清贫，一条条漆成朱红色的长凳，坐满了输液的病人。护士偶尔出没，给挂完了盐水瓶的病人拔掉针头。
我要上厕所，她给我拎着盐水瓶，陪我到不甚干净的医院厕所去。
她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打扮朴素而得体，举止迟缓。她在一个贫寒的苏北小镇长大，父母早死，初中毕业后招工到市区，在柴油机厂当了一名女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医院后，别人给微的父亲介绍对象，他和媒人一起来到柴油机厂，在车间里来回走了几趟，他们就这样开始在一起生活，一直生活了几十年。
微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把我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我们在浦东国际机场告别。当我走入海关象征性的大门时，我的母亲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