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考虑到员工曾为企业付出了很多，补偿标准还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如果只考虑它的经济承受力将补偿标准定得过低，会使员工多年为企业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也没有财富用于消费。一个城市中，工人阶层大多数是贫困者，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扩张。
那些经过改制的企业由于企业有效资产不多，管理层与员工持有的股份是名义上的持股。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每个人还需要拿出资金投入企业。即使投入3000元入股，这也相当于延安一个工人4个月的收入。
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与企业一起生存下去就得拿出资金入股。不投入资金入股就意味着自己要放弃这个企业，而自己在企业获得的单一技能，很难在社会上选择到比较满意的职业。现实的压力使工人极不情愿但还是拿出了他们多年的积累。
有些工人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为企业干了几十年，不但收入没有保障，还要在企业改制后自己拿出资金投入，难道自己过去给企业干的都是白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钢厂虽有800名工人，但产量最高时只达到3万吨。陷入亏损被私营企业兼并后，新的资本方只雇用了100名员工就将产量提高到了5万吨。
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受多方的限制改制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工人仍把改制的企业当作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幻想继续躺在政府的怀抱里拿着铁饭碗，他们希望政府帮企业搞贷款，经济上继续给予补贴。
改制企业的法人大部分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自我再生能力差，仍用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观念来管理已改制的企业。
延安一位参与改制的官员指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还与政府有些官员的利益有关。改制带来的大量人员分流，安置又需要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资源来支持变革，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使官员感到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影响。
因此，改革的艰难使有些官员只得将国有企业的变革往后推，他们不愿意看到负债累累的企业粘在自己的身上而损害自己的政绩。后来的领导面临的是亏损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资源已经被耗尽，改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了10多年国有企业厂长的高占清深有感触地说，中小型国有企业必须改。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但没有进行设备更新，而且产品是由政府包销，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规模小又不能积累更多的利润。
如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东化厂，只是在1982—1992年有过生产。当时农村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对化肥的需求并不强盛。市场有需求时它年产量只有1万多吨，最高时达到了4万吨。
10年以来，东化几乎没有赚到钱，产品是由国有公司销售，它只是负责生产用不着去找市场。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