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还是感到这样做有些风险，他是被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国有企业给他的平台使他既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又受这种体制制约。毛纺厂的资产不属于他个人，一旦将毛纺厂剩下的资产通过新的开发带来了利润，而他有可能被外来的力量取代或被排除在利益之外。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将是一个受害者。
多年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运转，使他深深地感到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企业关闭之前他虽是副厂长可每月只有600元的收入，家里仅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1万元，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后，他感到家里的资金已很紧张。
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曾想推动毛纺厂破产重组，可工人对破产充满了怀疑。他们担心破产后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补偿能干一些什么呢？这点钱根本不能补偿他们20多年对企业的付出。
企业有些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利益考虑，破产后自己还能到社会上谋求到什么职业？退休费、医疗费能保障吗？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破产后自己的权力、地位会像云雾一样消失，再也不会有机会从国有企业获取利益。
因此，他们幻想将倒闭还没有正式宣布破产的毛纺厂拖到自己退休为止，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因破产受到损害，这种想法与疑问是毛纺厂走向破产的潜在阻力。
刘厂长感到，自己过去以低收入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奉献，企业倒闭后仍在尽最大努力将企业剩余的资产盘活，设法给工人就业的机会，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政府就应该给像自己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个安排或合理的回报。
否则，等毛纺厂破产被新的资本方收购后，自己将会与那些住在窑洞的工人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看守着这破落的厂房，是不甘于企业倒闭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他想在对这剩余资产的经营中使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利益得到补偿。
延安国有企业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占清对我说，延安要改制的110家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债状态，能盈利的企业很少。它们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延安建成的企业，给改制带来的阻力是人员多，企业资产质量差，负债重。
高占清认为，国有企业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现在不改以后可利用的价值会更低，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会进一步地消耗延安稀缺的资源，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拯救他们。
缺乏有效资产的延安国有企业，变革的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带来的改制成本也很高昂。政府有关部门设计的补偿标准是，按社会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给工人补偿，一个干了10—20年的员工能得到2万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