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人维持生计，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家里的装修，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压力，使他的内心时刻涌动增加收入的强烈渴望。但身处一个亏损的企业，他不得不把这种欲望压抑在心中。
爱人买断工龄获得的3万元，他只能存在银行里当做全家人的活命钱，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14000元开销。他是在过去孩子还没有长大时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钱，一旦他失业，整个家庭将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中。
受计划经济培养的杨科长，强调自己过去为国有企业的成长作出了牺牲，他的业绩印在了与他相伴了几十年的机器上。他坦诚地表示，要让他现在认可搞私有化，要把他干了30多年为国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推向私有化，他很难接受。
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试验品，而有些人利用政策变革出现的空档，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搞个人的私营化，他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的能力并不比私营老板差，只是我们受到一种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根本没有给我们去施展才能的机遇，要把我们创造的企业财富，通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流到私营企业手中，这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剥削与掠夺。对此，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对靠自己拼出来的私营企业表示赞赏。”杨科长情绪高昂，表达了把国有资产转到个人手里的不满。
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