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多元化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冲突，原有的工人群体为企业的成长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虽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他们也不想离开一天天看着长大每天冒出烟雾的工厂；而新的资本所有者需要清除过剩的人力。
现实中，股权的多元化找不到理想的实现者。政府担心国有企业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兼并、控股后，后者并不是真正想在当地把产业做大，而是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被资本玩弄得破落的企业与大批需要救济的失业人员。
因此，甘肃官员在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让外来资本收购兼并时，仍然犹豫不决，以至在10多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感到政企不分导致国企的所有者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国企走不出亏损的根源；另一方面，改制既然触及到了产权的核心，国企里面的既得利益者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控制权。
改制还遭遇国企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银行的巨额负债。企业已是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决策者不得不采取先改制、先重组、先安置、后破产的谨慎分离改制。即把一部分资产用于偿还债务，另一部分用于安置失业人员，不至于因企业破产把工人推上绝路给社会带来震荡。
背负沉重债务又扭亏无望的企业，竭力争取银行对它们的呆坏账进行核销。政府为了扔掉这个影响他们政绩的包袱，也希望银行能给予信贷上的支持。甘肃100多家陷入危困必须破产重组的工业企业，需要核消的呆坏账大约120亿元。一笔笔巨额的不良贷款就这样在所谓的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诉求中被削减、核销。
不良贷款的核销看起来充当了化解双方矛盾的调和剂，政府、企业、员工仿佛是从重重大山中走出，获得了飘飘欲仙的解脱。一笔笔巨额贷款的核销，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无效配置与金融风险的增加。
需要破产的企业还在排队等候，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并设计出能冲破重重矛盾、经过多方利益讨价还价的方案。有限的资金被这些破产企业占有，意味着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还在消耗着今天改革的成果。
构成甘肃经济增长的那些城市，如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基本上都是在能源、原材料、重工业上寻找增长。这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与中小企业及其他产业几乎没有关联，辐射力很弱。留给甘肃的是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渠道都非常狭窄。
国有企业的没落，私营经济又没有成长起来，使甘肃的一些城市能量衰减。如武威2002年全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只有3家，全市工业利润一年只有5000多万元，这比不上东部一家私营企业的利润。
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借助于国债资金。5年下来，投入基础建设的资金大约有1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了三分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