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的爱情箴言
非典时期，我跑到青城山上躲了几天（不是躲非典，是躲非典新闻和传闻）。山上下雨，很冷，很静，好看书。可惜的是，一个人，找不到人分享，看到好处，常常一个人扑哧扑哧地笑，笑声在空旷的山坡上传出去很远，说不出的郁闷。
比如，那天看到一句话，就很想跟女朋友们讲，可惜她们都在城里忙着戴口罩，听不见。这句话说的是———“精神上的不健康与不幸，一般能够追溯到过分地爱某种难免多起变化的东西”。想起那几个总是处于失恋痛苦中真心渴望摆脱却苦于不明所以的巫婆，我心里轻轻地笑了，很想提醒她们把这话用毛笔写下来，裱好，挂到卧室的墙上去。
世界上最变化无常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冰激凌，一是爱情。小孩过分地爱冰激凌，女人过分地爱爱情，所以小孩和女人都不免有些不幸。但小孩的爱是享受，女人的爱是占有，小孩忘得快，女人不肯忘，所以女人又要格外不幸些。
刚才那句话是三百年前的斯宾诺莎说的。这个以磨镜片度过一生的哲学家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虽然他的形而上学过于机械，缺乏才气，但他的伦理学中有很多有趣的格言。在伦理学中，他给我们指出了“矫治各种情感的方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我们应该爱神（他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的神相当于大自然），而不是爱人，对神（大自然）的爱和对人的爱相比，有一利：清晰、判然的知识“产生对永恒不变的事物的爱”，这种爱不带有对变化无常的对象的爱所具有的那种激荡烦扰的性质。
也就是说，作为药方之一，斯宾诺莎认为，人应该追求“清晰、判然的知识”而不是炽情。我认为这药方对女人尤其管用。我曾经奉时尚杂志编辑之命给女人们开书单，记得我好心地列了几本《爱因斯坦译文集》《怀特海文集》之类的书上去，但领导们对此不感兴趣，书单便没让我再开下去。不用猜我都知道他们想让我罗列些什么，不外乎《凡·高传》《小王子》《海的女儿》……女人应当读这类感性的东西以保留她们美好的、容易被人操纵的天性。可惜我太诚实，装不了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警惕，就像我一向警惕“女人一思考，男人就发笑”之类的鬼话。编出这话的两个男人———一个李敖，一个周国平，在我看来后来不约而同地成了两个笑话。
三百年前那个令人尊敬的哲人的话是金玉良言。女人应当亲近科学，就像女人应当亲近哲学。亲近科学，我们能学习保持真实、朴素的方法———真实朴素是力量的前提；亲近哲学，我们能透过各种冠冕堂皇的辞藻，识别各种谬论、欺骗、恶作剧、赘疣、感情上的讹诈，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装。机俏的伯林曾经说过一件事，一个哲学老师在他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们说：“我要告诉你们，在我这门课中，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听完我这个课，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至少，我们将总能看清男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三毛，这个上世纪最为炽情所伤的人，有一句歌词却真正说得好———“晓梦里穿梭的彩蝶，扑向枕边诉说，这就是朝生暮死……爱情不是我永恒的信仰，只等待时间给我一切的答案”。对待爱情，对待一切朝生暮死的东西，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享受，不是“信仰”。
不过，在山上，我至少还读了另外一本言论相反的书———《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在非典时期突然流行，我排了几轮队才拿到手。在这本才气纵横的书中，马尔克斯塑造了一个为爱癫狂了一生的男人（居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不过有趣的也是这一点：和女人不同的是，这个苦恋了五十多年而不得的男人到头来为了爱情，从一个穷小子一步步爬向上流社会，并历经了数不清的男女关系的战斗，这些战斗，他都以公证人般的一丝不苟记录在一个暗语本里，并标题为《她们》。他最终积攒了二十五本，记录在册的连贯性爱情达六二二次之多。此外还有无数的逢场作戏他根本不屑记录。他从中得到了那么多的人生智慧，并最终把爱情变成了一种“清晰、判然的知识”，他的一个未能完成的心愿是，写一本《情书大全》或《爱情秘书》。这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不同，他们哪怕把爱情，都当作了他们思考和总结的对象，从中获得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把爱情作为信仰似乎倒也无不可。
事实上，值得我们信仰的东西很少。非典时期，我们信仰呼吸，和爱情相比，这种信仰至少于健康有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