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的那个秋天，我们干什么都一起去。我们去看电影时，凯坐在我们俩人中间，有恐怖镜头时，她会抓住我们俩个人的手；我们周五晚上去马利布大型爵士乐舞会时，她轮换着跟我们俩人跳舞，然后扔硬币决定跟谁跳最后一支慢舞。李从来没有表现出过一点的妒忌，同时凯对我的诱惑转变为了一种柔和的骚动状态。那种诱惑会出现在我们擦肩而过时，听到收音机里上口的广告词时，看到好笑的广告牌时，还有听到李的某一句让我们有相同感触的话时，我们的眼神相遇时。这种诱惑愈是无声，我知道凯愈是属于我——我也愈想得到她。但我就顺其自然发展，不是因为不想破坏我和李的搭档关系，而是因为不想破坏我们三人的完美关系。
在执行任务之后，我和李回到那所房子里，凯通常在读书，用一支黄色的蜡笔在上面划线。然后她给我们三个人做饭吃，有时候李会骑摩托车去穆赫兰道兜风。我就和凯聊天。
我们聊天的话题总是绕开李，因为当我们三个中这个实质的中心不在场时，空谈到他好象是一种欺骗一样。凯说起李用打拳存下的钱供她念了六年大学，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还有，既然她是所谓的“受教育过多”，她代课教师的工作对她来说最合适不过了；我说起在林肯高地作为一个德国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从没有说起过我向外侨处告密的事，也没提到过她与鲍比·德·威特在一起的生活。我们俩个人都感知到了另一方故事的大概，但没有人想要知道详情。在这一方面我倒是占点优势：村上和秀夫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都死了，但是鲍比·德·威特还有一个月就假释回到洛杉矶——我看得出凯害怕他回来。
如果说李也害怕的话，那他除了哈里·西尔斯跟他说起此事时的一瞬间表现出来过外，再也没有过，而且这件事也没有影响过我们在一起的最好时光——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在那个秋天我知道了警察工作到底是什么，是李教我的。
从十一月中旬到新年，我们一共抓住了11个难对付的重罪犯，18个交通违规被担保人，和3个保释和缓刑期间的逃犯。我们对闲杂人物的敏感与怀疑又让我们逮捕了半打儿，都是服用违禁麻醉药品的。我们直接接受埃利斯·罗的指令，参考罪行记录和警员办公室的资料备忘，再经过李直觉的过滤。他做事的方法有时谨慎、迂回，有时粗暴、简单，但他对孩子们总是很温和，而且当他用暴力获取信息也是因为不得以，那是唯一会有结果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好人+坏人”的讯问小组；火先生扮黑脸儿，冰先生扮白脸儿。我们打拳的名声让我们在大街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当李一顿狠揍，逼着被揍者说出消息时，我就站在被揍者的角度调停，这样总是让我们能得到想要的资料。
合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要连续执勤二十四小时，李就会象毒瘾发作似的非得吃苯丙胺片（46）不可，而且要吃一大把才能保持清醒；这时，每个要抓的黑人就变成了“黑鬼”，每个白人变成“屎鸟”，每个墨西哥人变成“墨西哥佬”。他粗野的一面全都暴露出来，毁掉他非常细致的一面，还有两次他沉浸在黑脸儿的角色中不能自拨，我不得不花大力气拉住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