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广为流行，反对者从来不甘落伍。1304年，威尔士诗人格温愤言：“岸边黑钟的铃声让我醒来，它的头、它的舌、它的绳子、它的钟盘模子以及它的重量，愚蠢的球，它的通气口、锤子，它像嘎嘎的鸭子，如同喧嚣的白昼和得不到片刻安宁的工作。”
当计时缓缓进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讽刺作家对欧洲人对钟表的热爱加以冷嘲热讽。在1726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一书中，由于主角格列佛频繁地看钟表，矮人国的矮人们据此认定此钟表一定是格列佛的主宰之神。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钟表和速度崇拜的对抗也有所增强。许多人将强迫接受统一的时间斥之为对人性的奴役。1884年，美国编辑兼评论家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吐露了他的不满。他重复了普劳图斯的话：“将时间僵化地分割成时段，这是对人性自由的侵犯，也是轻蔑人的性情和感情差异的表现。”有人则抱怨说，机器使生活变得更快捷，更狂热，更缺少人性化。1770年后，由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倡导的浪漫主义运动席卷欧洲，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文明的匆忙做出的应答，也是对失去的田园牧歌式时代生活的追恋。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寻求各种挑战、退避和逃离快节奏生活的办法。1776年，巴黎装订商举行了一次罢工，争取将每日工作时间减至14小时。随后，在新兴工厂里，工会组织为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而战。一个普遍的、不断重复的主题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安排。”在其中的一次强调时间与权利之间联系的活动中，激进的工会会员将工厂大门的时钟砸毁在地。
与此同时，在美国，一群被视为先验者的知识分子也对根植于自然的简约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颂扬。亨利·戴维·索洛即是其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1845年，他退隐至位于波士顿湖畔附近的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他对现代生活“无限忙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工作”的单调乏味予以了强烈的抨击。
1870年，以英国为基地的工艺美术运动发生了从大批量生产到欢迎慢速的、注重细节的手工艺产品的转向。在工业世界的城市里，精疲力竭的都市人在农村的田园式生活中找到了慰藉。理查德·杰弗里斯以写作小说和有关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回忆录为职业，而德国的卡斯帕·大卫、法国的简·弗朗索瓦·米勒和英格兰的约翰·康斯特布尔等浪漫主义画家，其画布里充满了令人宽慰的田园风光的主题。都市人渴望有时间到世外桃源休憩、充电，这有助于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到1845年，英国湖泊区的外来旅游者超过了当地的羊的数目。
19世纪晚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快节奏的害处。1881年，乔治·比尔德以其《美国的神经》一书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该书批评快节奏生活引发神经痛、牙痛、掉头发等疾病。乔治·比尔德辩解说，现代对守时的困扰，分秒必争，使每个人都感到“几分钟的拖延或许能毁灭终身的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