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摊活，唯一能在亲子关系中幸存的方法是减少工作量。但我发现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受影响，因此没有减少个人爱好，而是拼命将它们挤进本已很满的日程里。从额外安排的网球比赛中溜出来后，余下的一天时间里，都在拼命地赶。车开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也给省了。
像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技术能帮我买到更多的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术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确实节省了时间，它也常常通过诱发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损害。当洗碗机在20世纪早期问世的时候，它将家庭主妇从累人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随后，在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我开始更频繁地换洗衣服。结果，装满脏衣服的洗衣筐同门口脚垫上堆起的账单一样，成为现代家庭的特征。电子邮件是另一例证。说得好一点，它使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电子邮件操作的简易，随时点击一下“发送”即可，从而导致过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的电子邮件达五十多亿封，其中很多是毫无必要的备忘录、粗俗的笑话和垃圾邮件。对大部分人而言，其结果是每天迎来了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
面对众多压力，即便最有奉献精神的缓慢倡导者也发现很难做到不匆忙。以沙提叙·库马为例，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纪60年代从英国步行到印度，此后便徒步游历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他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苏醒》的双月刊，其中有许多赞同缓慢哲学的理念。一个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亚麻西服，从一群排成行的、风格变幻莫测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详地走过来。我们在树阴下坐下。库马脱下短袜和鞋子，并将他那双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地方的脚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谈起时间病的问题。
他说道：“让时间变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种疾病，这就会将速度加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曾对我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也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她是对的。”
我指出说：“可你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农村。加速的压力，同时间赛跑，在现代世界无疑是不可抗拒的。”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在这里生活，我也屈服于匆忙，屈服于速度。有时没有其他办法去赶杂志的最后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断挣扎以避免受时间支配。”
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空哀怨地隆隆掠过。库马瞥了一眼手表。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参加15分钟后开始的一本书的发行仪式。“该走了。”他浅浅一笑，说道，“我不想迟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