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
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有时间”，或更常见的提法：“缺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