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曾经沉醉于浪漫主义，但是自己失业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劳苦大众的痛苦生活，感到现实的可悲和可恶，根本没有浪漫和美好可言；于是他爱上了现实主义，很想学巴尔扎克，写出像他的《人间喜剧》那样的巨著。但是左拉不满足于以往文学中的那种现实主义，他不愿走别人走过的路，而希望自己在再现现实的前提下有所创新。他广泛阅读，从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关于以观察和经验为材料的知识才是可信的知识的实证主义；从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关于人的基本道德状态产生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根源，尤其是种族遗传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同时还从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方法中获得了启示，创立了自己自然主义－实验小说的文学理论。
左拉认为，作家和科学家虽属两个不同的职业，但他们的任务却是相通的，既然实验的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那么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实际上，他甚至认为，这两者都是在同一道路上，只不过有程度的不同，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其目标就是“实验小说”。他像贝尔纳设计“实验医学”那样，提出了“实验小说”的创作方法：
“……小说家是一位观察家，同样是一位实验家。观察家的他把已经观察到的事实原样摆出来，提出出发点，展示一个具体的环境，让人物在那里活动，事件在那里发展。接着，实验家出现了，并介绍一套实验，那就是说，要在某一个故事中安排若干人物的活动，从而显示出若干事实的继续之所以如此，乃是符合决定论在检验现象时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的。”
左拉不但这样说，他还将这一理论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不仅以自然科学家的冷静头脑、冷静态度，还以自然科学家的实验方法，特别要以生物学家的方法，在虚构的人物身上证明在实验室里获得的结论，即是说，在创作时将作品中的人物当成生物学上的一个个生理解剖对象予以剖析，然后运用生物学的规律，特别是遗传规律，对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作出“科学的”解释。
《泰蕾兹·拉甘》是左拉首次将他所创立的“实验小说”理论付诸实践的一篇小说，第二年，他又写了一部同样属于实验小说的《玛德莱娜·费拉》。从1871年起，左拉开始发表长篇连续性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意在说明一个家族、一个小小的人群，繁殖出十几、二十个成员，初看之下，他们千差万别，各不相似，但加以分析，则可看出他们彼此之间隐深的关联。这就是因为－－他说－－“遗传有它的定律法则，就像地心吸引力有其定律法则一样。”1877年，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的第七部小说《小酒店》问世，使作家一举成名。接着，他又用十六年的时间，写完了其余的十三部。
继《小酒店》之后，左拉在1878年写出了《卢贡·马加尔家族》的第八部小说《爱情的一页》。可惜此书销路不好。左拉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声称：这一损失，“我们要从《娜娜》（Nana）捞回来，我的想象中了不起的作品《娜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