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来，克劳斯·曼的确是在按照克斯腾的建议来写这部《梅菲斯特》的。除了没有写他的“同性恋”外，荷夫根很多地方都有着格吕根斯的影子；小说里的巴尔巴拉也明显是以格吕根斯的于1928年离婚的妻子、即他的妹妹艾丽卡·曼（Erika Mann,1905-1969）为原型的；书中也有共产党员、演员奥托·乌尔里希斯惨遭杀害的表现。此外，正如克斯特所期望的，《梅菲斯特》里尽管没有激进的演说和行动，也没有把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第三帝国头面人物的名字写出来，但读者都很容易看出：那个曾经参加过啤酒店暴动的胖子飞将军和总理即是赫尔曼·戈林，瘸腿的宣传部长则是约瑟夫·戈培尔，而独裁者自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梅菲斯特》符合了克斯特的要求，是“寓深沉而易觉的激情于幽默之中的一部不直接写政治的社会讽刺作品”。
但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为原型来创作，与借作品中的人物来“影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以达到报复、泄私愤的动机，并不是一回事。当克劳斯·曼看到《巴黎日报》在一九三六年连载他同年写成的这部《梅菲斯特》时，在“出版预告”中称这是“一部影射小说”时，他感到非常不快，立即发去一则题为《非影射小说――克劳斯·曼的重要声明》的声明，说他们用了《一部影射小说》的标题，称《梅菲斯特》“与当代德国某位卓越的演员的生平有‘关联’”，使他莫名惊诧。他严肃声明：“难道我的格调会如此低下，只是为了写某些人的私生活才进行小说创作吗？难道我会用‘影射小说’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个别人的某些方面的反感吗？”他指出，他笔下的那个号称“梅菲斯特”的主人公绝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更不是某一个人的“画像”，“而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我的这部叙事体小说与‘影射小说’毫无共同之处”。
后来，克劳斯·曼在他的自传《转折点》中更详细地说到他自己的创作动机并不是为了“影射”：
“我为什么要写《梅菲斯特》？小说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我笔下的这个演员是个艺术天才，除此以外一无可取。尤其是因为他的品质不好，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骨气’。在汉达里克身上找不到丝毫‘骨气’。他野心勃勃，爱虚荣，追逐名利，好出风头。他不是在做人，而是在演戏。
“关于这个戏子，值得我费神去写一本小说吗？值得，因为这个人物象征一个名不副实、极端虚假和伪善的政权。他是在一个充斥着骗子和伪君子的国度里青云直上的，因此《梅菲斯特》是一部关于某人在第三帝国飞黄腾达的小说。
“《梅菲斯特》不是‘影射小说’。我所讽刺的中心人物是个才华洋溢而又臭名昭著、冷酷无情、玩世不恭的野心家。也许他具备某演员身上的一些特征。我小说中塑造的枢密顾问和院长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古斯塔夫·格吕根斯的写照吗？毕竟不完全是。荷夫根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以前的妹夫。即使小说中的人物比现实更接近于原型，人们也不能因此把格吕根斯当作本书的主人公。这本针砭时弊的小说不是描写某一个具体人物，而是塑造一个典型。换一个人也能当好这个典型。我选择格吕根斯当典型，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坏（他比第三帝国某些权贵毕竟要好些），而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我对他特别了解。正由于我过去对他特别了解，所以他后来的蜕变和堕落使我感到离奇古怪、难以置信和莫名其妙。这足以使我写成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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