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1881—1973），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律师。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倡导革新，反对专制，追随孙中山。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压制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时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被鲁迅先生斥为“落水狗”（近来有的学者撰文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在日本）。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年就曾与共产党保持密切的交往。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9年9月，章士钊先生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先生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先生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