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高威望。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造成我曾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