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宣部关于我的历史审查情况，我基本上同意。我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现在都查证清了，即（1）我被捕后逃离南京，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我写声明书，是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二）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特扼要补充如下：（1）‘被捕后最初一个时期，曾对敌进行斗争（如骂国民党杀害作家，准备牺牲、自杀等），并拒绝为敌人工作’，实际上对敌人进行斗争，不是限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后来我几次拒绝敌人的骗诱为敌人工作（如拒绝为张道藩写和修改剧本，拒绝姚蓬子要我写稿子等）寻找党的关系等也是斗争，而最后得以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也与自己的争取有关。（2）我写申明书，有由于叛徒冯达的欺骗劝诱和自己的软弱（立场不坚定），缺乏斗争经验（当时我以为冯达没有其他的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罪行；我相信了他在我面前忏悔，相信他是真正希望我回到革命队伍来。）我不知道特务顾顺章、汪盛棣、徐恩曾等曾直接参与对我的欺骗与劝诱。（3）一九三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的半年时间，叛徒冯达曾在一伪机关作文字翻译，我不知道这个机关便是中统特务机关。”
陈明在2002年8月告诉笔者说：我们不敢把这些意见称为“保留意见”，只说是“补充”意见，甚至这些意见提不提，也有顾虑，担心又带来新的麻烦。因此丁玲给李之琏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拿主意：
“之琏同志：首先我应该谢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在对我的结论上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了解我的缺点，也了解不是我的缺点的地方。一年多以来，我是处在一种如何困苦的境地，你也是了解的……
“关于结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就是有一二点我认为不十分恰当也没有什么。……本想不写了。后来思之再四，觉得只要我有一点点意见，我也还是要说出来，特别是要告诉负责处理这事的你知道。因此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点点声明。但我仍希望你看看之后替我考虑，是否我可以不必写的。或者我写的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在对党内许多问题上你比我有经验。而且你也一定能比我更客观。因此仍请你看看，如不妥则不必给中央。如还对头，则请你考虑：还是你们接受这些意见好呢，还是原封不动的作为附件送上去。或者你觉得我还应该有什么再考虑的地方。均请复示。”
李之琏的处理办法是，把丁玲的意见交给张际春签署，然后同中宣部的结论一起报送中组部审批。
至此，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告一段落。
12、徐光耀提供的材料
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审查结束后，复查工作重点转向查对“反党小集团”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