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对于周扬有什么意见，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对于周扬私生活方面的意见，也同他当面谈，有时在党的会议上，有时是私下。总之，他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正常。
但是在共事中间，丁玲也逐渐发现了周扬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时，会前周扬到丁玲家来，丁玲对他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丁玲自己，也对周扬产生了一些顾虑。她说：“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
周扬很有城府，丁玲比较透明，周扬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无遮拦。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猛刺一枪，正中要害——这就是周扬的厉害！丁玲防不胜防，自知不是对手，也就逐渐产生了躲避的心理。 |
